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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国情,党情分别是什么
世情：
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今天的世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国际变局，早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作出这样的判断：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对于世情，中国怎么看？习近平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5年来，中国透过“浮云”，对世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容乐观。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人口膨胀、贫困、疾病流行、经济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鉴于世情，中国怎么做？在诸多外交场合，习近平反复强调，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与方案。2013年秋天，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当前，世界经济走到关键当口。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为此，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2016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方案”：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好实现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早在2012年11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作出上述判断。他还指出，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习近平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在当前这个阶段，从中国官方公布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4年5月，习近平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首次提出“新常态”。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新常态下的一个必然选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今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半年报”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成效持续显现。
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
党情：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
2013年6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说，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形势紧迫，如何管党治党？
2012年12月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20天，中央就制定出台八项规定，发出正风肃纪、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
2014年12月是一个标志性时刻。是时，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也是习近平首次公开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并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由此形成。
5年来，从巡视全覆盖、派驻全覆盖，到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不断完善；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从修订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制度笼子越扎越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习近平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指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房地产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怎么写？
1、市场容量：未来10年可期。之前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有讲过这个问题，城市化率、宏观经济稳健发展、人口持续增长，从这几个维度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总量稳定，仍将保持按年微升趋势，预计2030年至少达到18到20万亿的规模。
2、增长特征：未来增量主要来自于价格驱动。行业增长由销售面积增速贡献转向价格增速贡献，改善型需求会逐年提升，预计到2030年改善型需求的占比会提高到50%以上，因此产品力、服务力将成为关注重点。
3、行业格局：由规模化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一方面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我们预计在2025年行业的前10名的市场集中度将提升到35-40%，达到发达经济体市场集中度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头部企业的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当前在“三道红线”，“供地两集中”等政策的影响之下，我们预计头部房企在未来5-10年整体的规模增速将保持在5-15%的合理空间运行。
我国的房地产历史阶段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已经走到了结构性转变的阶段。
房地产正在进入新的阶段，房地产之前对中国的经济促进作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和以后，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也仍然不能够忽略、忽视。
房地产目前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头部房企出现的问题，原因是房企负债太高了，房企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负债，主要和房地产和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有关。之前房地产发展大致可分为农村和城市两条推动力，其中农村推动力，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进城。城市推动力，则分别是商品房开发经营主体开发商的出现，市场大量需求不断地出现，房改、棚改、旧区改造、居住改善等。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维持几年？
中国还可以继续维持未来8至10年的较高增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过去十年经济总量整整增长了200%，中国经济总量2011年超过了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人均收入增长方面，2012年各地区城乡人均收入增幅不尽相同，但都在10%以上，基本在12%至17%之间。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未来的五至十年，中国经济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速，增速大约在7.8%至8.2%之间。
未来10年中国经济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翻一番多，国家实力更为强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将会更为富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更多。政治体制将会更为优化，政治透明度将会更高。文化产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有许多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企业崭露头角，群众的文化生活将会更为丰富多样，大家对于群众文化的参与性将会更强，群众对于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将会更高。
但在2013年，为受到欧债危机冲击后恢复期的第一年，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将更显效，中国经济发展、经济运行格局，以及市场价格并不会大起大落，将会更为稳健，保持平稳增长。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为中国经济受到欧债危机冲击，市场需求低迷，大宗货物价格降低，工厂开工率不足，失业率上升，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达到了7.8%，同期印度为6.1%，美国仅为2.2%。2012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各行业先后实现见底回升，截止一月底，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保持在50.6% 以上，今后两三年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期，2013年经济运行态势将会好于去年，经济增长率有望实现7.8%至8.1%的增长，但既不会大幅增长，也不会急剧下滑。
2012年已经过去，最后一个月经济有两大看点：一是受蔬菜价格上涨推动，CPI将继续回升；二是投资见效，制造业经理指数为50.6%，与上个月持平，从第三季度、第四季度GDP增速已出现小幅回升。
不仅如此，宏观经济在年末出现众多可喜变化，先是PMI等先行指标持续回升，再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转正，制造业指数连续四个月由负转正，一系列数据成为印证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最新证据。
2012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7.8％，较三季度回升0.4个百分点，对应全年增速约为7.7％。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房销售的持续提速，是拉动四季度相应工业生产和消费活动景气度回升的主要驱动力。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8%，经济总量超过50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总量的13%，约为美国的39%，但美国近年仅保持较低水平的增长率，2012年仅为2.2%。
2013年为中国经济恢复期的第一年，但还会稳定增长，增长率有望保持在7.8%至8.2%之间，稳增长成为2013年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侧重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并不会大起大落，既不会急剧增长，也不会大幅回落，属于经历欧债危机之后的恢复性增长。
但由于钢铁、纺织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及其我国调控政策存在的变数，以及美国正忙于应对财政悬崖危机，美国经济面临6000亿美元额度的财政悬崖，又处于增加税收、减少财政开支的双重夹击，美国经济后期难免重振乏力，如果态势急转直下恶化，将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使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但我国经济增长还会保持较高增速，并且，由于央行存贷款利率处在次低位水平，通胀压力将会轻微加大。
对此，中国的企业界应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应对2013年的经济局势，顺势而为，未雨绸缪，早作计划，拓展市场，以争取生产企业的更好收益。
摆脱农业大国的中国在向着工业大国迈进，加速追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国家实力在持续增强，正走在奔小康的康庄大道。从2010年起的10之内，我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要再翻一番，到期就会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但现阶段我国国民民众社会收入水平高低悬殊，高低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大约中共创建100年，就有望和美国平起平坐，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再到2049年，在新中国创建100年的时候，就将会全面超过美国，但美国的综合国力、国家实力、科技竞争力依然很强，不可小觑。
各国关于治理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
缓解气候变化与经济持续发展注定势不两立吗？在许多人眼里恐怕是的。但清华大学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
《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认为，中国可以在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同时实现减排和减少大气污染。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中国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
值的目标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不仅可控制在GDP的1%之内，还可为环境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带来显著的协同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并非两难选择
“现在有个广泛的想法是，在经济增长和减缓气候风险之间只能二选一。”墨西哥前总统、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卡尔德隆在11月14日举行的报告发布
会上表示，“但我们通过一年多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两难的抉择。中国可以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的同时，减少威胁到未来的碳排放。”
的确，在许多人眼里，经济的增长、工业的繁荣绕不开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颇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意味着扼住发展的咽喉。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更是成为许多国家搁置减排行动的借口。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美方的新减排目标立即遭到了参众两院领袖的抵制，指责这是美国“就业粉碎政策”并将带来
毁灭性打击。即使是在中国，也不乏对“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的担心，设置了碳排放“天花板”，是否会使本就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受
限？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30年回落至5%，增长前景取决于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抵消资源约束的负面作用。报告着重分析了一类情景——在加速减排的情景下，中国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停止增长并尽快开始下降，2030年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将比2020年降低约58%。
在这一情景下，中国可以极大减少对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在不增加能源成本的前提下改善能源结构，增强经济对能源价格变动的韧性。同时，结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国绝大多数的空气质量可以达标。
最重要的是，若政策设计得当，在税收中性的假设下，可以把成本控制在GDP的1%之内。如果考虑到加速减排产生的环境和健康效益，相当一部分经济成本可以被抵消。
低碳发展路径
事实上，这种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乐观言论并非一家之辞。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的工作文件同样宣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与气候行动不可调和的想法表面看来既精明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误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今年9月为《纽约时报》撰文时指出，“超
越阻碍拯救地球行动的特殊利益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抗击气候变化行动比几乎所有人想像得都廉价而简单。”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
二是碳排放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协同效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称，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也持有类似看法。该报告建议，以渐进增强的方式，在产能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引入总量减排目标，并逐步
扩展成覆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全经济范围的总量减排目标。其中，应首先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煤炭消费总量应在2020年后停止增长并尽快实现绝对下降。
这一渐进增强的建议也适用于碳价政策。通过价格改革使化石燃料价格体现隐藏的外部环境成本，逐步建立有利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
“按照我们目前的节能减排政策和力度，到2030年是不可能实现峰值的，可能还会推后。我们现在确立2030年达到峰值，必须更大力度地推进节能减排措施。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节约能源和能源替代。”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
坤当日表示，减排目标的建立有利于形成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的倒逼机制，催生更灵活、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
何建坤称，2030年若GDP增速回落到5%，能源消费增长却有1-2%左右，只能靠大力发展新能源来满足新增加能源的需要。“在2030年左右，中国每年
新投产的百万千瓦核电站要达到8-10台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有1000万千瓦左右的核电站投入。每年可能要有上千万千瓦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站投入，这样才
能用新能源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国要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努力和投入。”
现在都说土地资源紧张，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
城市相比于农村，是更加集约型的土地利用方式，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要担心城市化会带来土地资源的紧张而不相信城市化反而会带来土地资源的宽松呢？
土地资源的话题永远是国人最关注的话题。在眼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各方面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担心再次成为焦点。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宏观调控也包括房地产调控的一个主导方向便是限制土地的非农化使用，限制土地用于城市建设的增长速度。“新国六条”及实施细则还严格规定，各城市年度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总面积建设的70％要限于单套住房的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内的住房。
90平方米，究竟能否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过去，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这样面积的普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有房住。主流的理由是说，日本和香港大多数人就住在这样面积的住房中，尤其是香港，虽然市民非常富裕，但据说90％以上的市民都住在9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中。既然如此，收入更低的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果能够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不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吗？
除此需求方面的考虑之外，政府也强调供应方面的考虑。主流的意见认为，中国的土地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如果从国土面积上来比较，我国(960万平方公里)与美国(930万平方公里)相当，但是如果按照人均拥有平原看，我国其实更像日本，中国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2％，而这12％平原面积里又有90％集中在沿海地带，比如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等，所以中国人均平原面积比日本多不了多少，总体而言，中国的人均可居住面积与美国相差很大，与日本较有可比性。因此，日本节地型住房解决办法及其主流套型应该是适合中国的，中国必须及时叫停大户型建设，果断地扭转土地资源的粗放使用和浪费使用的局面。另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一项长期规划研究中对占用土地的安排指出，计划到2010年，由于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建设等每年大概只能占掉200多万亩，10年大概是2000多万亩土地。但实际上，过去的4年被占掉的土地已经到达了1600万亩，每年差不多是400万亩。这一研究似乎表明过去几年土地的占用过快，形势紧迫，调整是必要的。
在过去几年中，土地稀缺论和城市化必然造成土地紧张的观点，同时也经常被开发商强化，与需求上涨论一起用来为房价攀升说事———因为土地供应紧张而需求上涨，所以房价上升就是必然的。
质疑土地资源紧张说
只是我对这一看法一直有所疑虑。最根本的一点怀疑在于，城市相比于农村，是更加集约型的土地利用方式，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要担心城市化会带来土地资源的紧张而不相信城市化反而会带来土地资源的宽松呢？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2003年全国城市用地大概是5600万亩，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的0.3%；相比之下，农民占2.6亿亩，是城市所占用土地的五倍。简单的测算可知，城市的人口密度为农村的3.4倍。显然，如果城市化将7亿农民都转移出来的话，那么全国只要用1%土地就能解决全部人口的居住问题。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和土地的矛盾应该是越来越缓解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土地会日益紧张而不是乐观地相信大量的土地将会被释放出来呢？
从土地资源的长期供应条件看，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那么，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国家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这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也比过去几年的用地高峰还要高，意味着全国的土地供应虽然紧张，但其实是有一定保障的。
另外，我们知道，有许多办法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比如通过采用新的种植技术可以更高效地使用耕地，通过使用生物技术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通过类似于日本都市圈的土地规划模式、发展城市高层建筑的模式，再通过将非平原面积引入城市和居民建筑，也可以大大缓解中国的人地紧张格局。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发现，土地供应实际上是有弹性的，是随着土地使用方式的改进以及技术的进步日益“增长”，是“无限”而不是有限的。因此，中国的土地供应从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角度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的土地资源将变得越来越宽松而不是越来越紧张，中国的人地矛盾也将变得越来越减缓而不是越来越加剧。
笔者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辽阔的新疆，需要极其宽广的土地才能养活一个牧民，在我的老家江西农村，大概需要一亩多地才能养活一个农民，但到了浙江，几分地就能保证当地的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到了东莞，一个小小的长安镇，居然容纳了60万人，并创造出巨量财富。显然，是因为东莞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出现，才减缓了中国的人地矛盾。假设没有东莞的工业化，则新疆也罢，江西也罢，到处都会面临更大的人对土地的压力。
中国的“伪城市化”
但是，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土地资源是会越来越紧张的，还有人举出数据来说，中国的耕地日益减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矛盾性的结论呢？笔者的猜测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能含有“水分”：一是城市化率的提高更多的不是靠城市自然的发展，而是靠宣布某个地区划归到城市来实现的。这样的城市化，是“挂牌”式的城市化，是换汤不换药(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因此无法带来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了，但由于户籍制度等限制，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覆盖，因此大多数农民还是保留了农村的住房，甚至将在城市赚的钱带回农村建房。这样，一方面城市土地使用在增加；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使用未见得减少，总的土地使用便日益增长。
假如上述推测为真，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有“水分”的城市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伪城市化”的特征。因此，政府需要努力去做的，不是严格限制城市土地供应的增长，而是消除“伪城市化”的根源并以此推进中国的城市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政府的90平方米的限定主要的意义仍然是保障中低收入者在近期有更多的住房供应，并以此稳定普通住房的价格，缓解社会矛盾。至于节约土地资源的说法其实未必是确切的，甚至节约土地的想法与不让房价上升的做法是矛盾的。从长远看，在经过一段激烈的调控(三年到五年)后，在房价上升变得平缓、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逐步解决后，政府也许有可能放松70％的比例以及90平方米的硬性规定。
发布于 2022-10-15 10:37:11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