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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 2、转型与发展:中国经济和中国保险业
• 3、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中，请问准备怎么转型？
• 4、中国经济转型对大学生而言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 5、如何理解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6、我国未来经济转型的趋势需要哪些要素？

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的五年中我们能做些什么事，会做成些什么事。在这里，我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到底面临哪些约束性条件

判断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势，有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支撑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内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1、“十二五”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未来十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即使在总量上有所恢复，恐怕也将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在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应当终结。

第二个判断是，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需求结构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在总体上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发明显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从私人产品的短缺转变到公共产品的短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变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的追求。这三方面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是伴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带来的，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这些年事实上形成的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

2、“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这两个根本性的约束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是大势所趋。这里，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我国“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既有一个外部因素的作用，更有一个内部因素的作用。而且，更需要重视的是内部因素变化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由此，不能把很多问题简单地归到外部因素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难达成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共识。

第二，“十一五”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但是现在看，大部分目标的实现程度都非常有限，“十一五”提出的目标可以说相当一部分要落空。从今天的情况看，这种部分落空所造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还是有限的。可是，“十二五”如果再继续这种态势，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带来的严重影响就不可能是有限的了。“十二五”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绕过去了，如果还像“十一五”这样提出好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能落实，就会对我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十二五”正处于内外环境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阶段。“十二五”如果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上有某些大突破，就会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就会再有三十年的持续较快的发展。

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问题

这里，我想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提出：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应当说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比如说，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第三，财政和金融转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尤其是投资结构要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转变。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突破。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有人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的看法相反。未来5～10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体制与政策到位，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5.68%提高到55～60%左右，可能性很大。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关键也是取决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实质性突破；第二，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如何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而做出重大调整的问题。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国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个变化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我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认识问题需要提出来，以取得各方的共识：

第一，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涉及到改变消费倾向、提高居民消费率的问题，更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问题。

第二，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不仅涉及到一个发展水平的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第三，这个制度安排的实质和基础性作用在哪里？现在看来，事实上是一个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碳排放正逐步成为国际上的“硬约束”。对我国来说，这不仅是指标承诺上的“硬约束”，更重要的是低碳经济发展体制上的“硬约束”。比如说需要我们在“十二五”中尽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碳交易体制机制改革等。

三、“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性因素何在

1、“十一五”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原因究竟何在？应当说，“十一五”规划当中，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这个思路特别好。现在看这些目标尚未实现或者难以实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实质性转变，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比如说：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等。所以，“十一五”确立的好的目标没有、或者在多方面难以实现，重要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

2、我国2003年开始提出要推进政府转型，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这里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及其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更有一个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从最近一个时期的一些事件来看，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某些全局性；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的倾向。这加大了新阶段政府转型的难度。

3、“十二五”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为重点，需要确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思路。“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重要特点是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突破，或者说制定好的规划能不能够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政府转型作为主线，并且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总的观点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推进“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对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而要实质性地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

转型与发展:中国经济和中国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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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中国保险业28年前从零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在补偿灾害损失、维护社会安定、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整个行业发展突飞猛进。其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保险机构增长迅速。1980年，中国只有1家保险公司，1998年为28家；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机构110家，是十年前的4倍。此外，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代理人、经纪人、公估人)从2000年的几家，到2007年底的2331家，几年间增长近500倍。二是保费收入增长迅速。1980年全国保费收入为4.6亿元，2007年，全国实现保费收入为7035.8亿元，28年间，年均增长达31.2%。三是保险资产增长迅速。从1980年恢复国内业务到2007年，保险业积累第一个1万亿资产用了24年，积累第二个1万亿资产用了3年，第三个1万亿仅有1年时间。截至2007年，中国的保险业资产总额达到2.9万亿元，是五年前的5倍。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同一时期保险机构总资产却增长了7000多倍，年均增长37.5%，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保险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令全球业界震惊。中国保险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中国保险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纵观我国保险业20多年的发展，中国保险市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加入WTO后，中国保险业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就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前景作出分析，同时提出加入WTO后应采取的对策。关键词：保险业现状发展趋势挑战潜力对策一、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个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外资保险公司争相入市，多家保险公司竟争发展的保险市场新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保险业与之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中国保险业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业务快速发展。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的保险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2003年保费总收入达到3880.4亿元，比上年增长27.1%，相当于1999年的2.8倍；保险业总资产达到9122.8亿元，比上年增长41.5%；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8739亿元，比上年增长51.4%。2003年保险密度为287.44元(即每个公民的平均保费)，保险深度为3.33%，中国保险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2、市场体系逐步健全。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61家，其中中资保险公司24家，外资保险公司37家。按业务性质分，财产保险公司25家，人身保险公司30家，再保险公司5家，政策性保险公司1家。此外还有6家保险集团(控股)公司，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保险中介机构705家，其中保险代理公司507家，保险经纪公司115家，保险公估公司83家，保险从业人员达到150万人。3、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等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部分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吸收外资和民营资本参股，股权结构得到优化，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分别设立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把保险资金实行了专业化管理和集中统一运用。在探索保险资金管理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4、法律法规初步完善。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阶段。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国保监会积极清理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的法律法规和规章。2002年颁布实施了新的保险法，与此同时中国保监会依据新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先后制定、修改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的规章和制度。一个适合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逐步形成。5、保险监管逐步与国际接轨。偿付能力监管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建立了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符合中国国情的偿付能力监督制度框架初步建立。与此同时，实施了《财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监管指标》、《财产保险公司分险种监管报表》以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等一系列监管规章。加强了保险业监管的制度建设。(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险业就以下几个方面与之存在着巨大的差距1、从保险业发展的规模上看，我国保险公司的数量、保费总收入和资产总量都相对很少。规模是行业和企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应该看到，我国保险业还处在起步阶段。2、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上看，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保险深度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年保费收入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深度已达10%左右。而我国2000年的保险深度为1.8%。保险密度指标是指人均保费。发达国家已达2000---3000美元，日本高达4600美元。而我国人均保费只有127.7元，约15美元，美国1600美元，人均保费是中国的107倍，日本是中国的307倍。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3、从我国民众对保险业认识的程度上看，保险观念还较差。人们对保险在稳定社会经济，维护个人切身利益上的作用认识不够。主动买保险的个人寥寥无几，整个保险业，特别是人身保险是个买方市场，迫使百万保险推销大军四处奔波，推销保险产品。保险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必须让人们从切身利益上认识其作用。(三)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预计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保险业将出现以下发展趋势：1.保险市场体系化。从1995年《保险法》颁布实施特别是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以来的情况来看，建设和完善中国保险市场体系的步伐正在加快，一个体系完整、门类齐全、法规健全的中国保险市场体系正在建立。2.经营业务专业化。随着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深化，出口信用保险和农业保险等政策性保险业务将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与此同时，在未来几年也会成立专营诸如火险或机动车险业务的专营保险公司。3.市场竞争有序化。从1997年开始，人民银行从整顿代理人入手调整了航意险、机动车险的退费、手续费，大力整顿保险市场，许多违规行为被制止，中国保监会成立后，进一步强调要逐渐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违规机构和违规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取得显著成效。4.保险产品品格化。在逐渐成熟的市场里，产品要占领市场只能靠品牌+价格+服务，这就是品格化。就保险产品的品格化而言，它所包含的不仅是利益保障功能或投资功能、储蓄功能或产品的组合功能，更主要的是它的价格水平与服务水平。5.保险制度创新化。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保险创新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开发、营销方式、业务管理、组织机构、电子技术、服务内容以及用工制度、分配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通过上述内容的创新，促进我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使国内保险公司在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6.经营管理集约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内各保险公司都已意识到原来只注重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的弊端，而纷纷寻求走效益型道路，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7.行业发展国际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保险业与国际接轨是必由之路。中资保险公司也会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与国际保险(再保险)市场的技术合作和业务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保险业务。8.从业人员专业化。在国内外同行竞争的背景下，客观上对保险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商业保险公司将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既要培养适应国内保险业务发展需要的核保师、核赔师、精算师、专业人才，更要培养精通国际保险惯例、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竞争的外向型的人才。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自身又存在巨大的潜力加入WTO后，中国保险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中国保险业自身又存在巨大的潜力。(一)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加强了保险市场竞争程度，导致保险企业保费利润率的迅速下滑。2、造成一部分保费外流。尽管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第102条规定了"保险公司需要办理再保险分出业务的，应当优先向中国境地内的保险公司办理"，但实际操作时，难度比较大。目前保险监管部门要求外资保险公司自留保费不低于30%，加上法定分保20%部分，仍有50%的保费可以由外资历保险公司安排再保险。3、与国内保险公司争夺一定的市场份额。外资保险公司客观上有着资金实力雄厚，管理先进，技术服务水平较高的优势，目前尽管在业务经营范围上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从全国的市场结构看，外资保险公司所占比重年还不到百分之一，但在开放区域内的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已接近10%，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4、外资保险公司由于在待遇方面有着比国内保险公司优厚的条件，会造成国内保险企业一部分优秀人才流失。(二)从影响保险业的发展的诸因素看，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潜力1、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的不断降低，保险品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消费品必然会逐步伴随收入的增加而日益提高。2、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保险业必将随着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不断增加。在当代世界经济活动中，保险业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将日益增加。保险机构应充分认识到我国保险业存在的巨大市场潜力和生存空间，实现保险业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化。3、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转型时期，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范围呈日趋增长和扩大的趋势。各种意外事故屡屡发生，天灾人祸不期而至，这就为拓展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为保险人员推销保险，开拓业务活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为保险业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三、中国加入WTO后保险业的对策面对中国保险业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及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考虑以下对策：(一)加快对内开放保险市场的步伐，提高民族保险业的竞争力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有两大特征，一是封闭，二是垄断。针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加快对国内保险市场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保险机制，打破封闭垄断的市场格局，放开内资保险市场，大胆的让现有保险公司都加入竞争行列，实现保险市场的充分有序竞争，并充分发展。(二)国家对保险业应实行低税政策，进一步壮大民族保险业实力。我国现行的保险公司税收标准是按照保费收入每年上缴8%的营业税、33%的所得税和15%的调节税。我国财政对保险公司实行揽底课税，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的积累，从而影响保险偿付能力的提高。此外，政策给予外资保险公司超过国民待遇的某些政策，也会使中外保险公司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以上都需要国家从政策上予以探讨研究。(三)改革我国国内资保险公司的保险经营体制和管理体制，尽快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保险业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内资保险公司在人事、财务等的管理上基本是旧的管理体制。由于体制僵化、待遇低，人才的使用，员工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还不能与外资公司相比。因此要通过改革，克服内资保险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引进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使内资公司尽快提高企业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要尽快健全和发展有利于内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拓宽国内保险业经营渠道，壮大内资公司资本实力，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内资保险公司改革的同时，使之在公司结构和保险业务运作上尽快的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竞争。(四)在竞争日益国际化的保险市场上，我国保险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建立全新的保险经营理念。要真正培育出具有雄厚实力和国家知名度的民族保险公司，内资保险公司必须转变经营观念，树立效益成本的经营思想，建立适应未来保险市场的内控机制，特别对承保质量、管理效率、防范风险能力、规范操作的程序等，都要实行严格管理。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苦练内功，提高风险管理及技术水平。要转变单一的经营模式为多种形式的营销模式，以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探索多种形式的营销手段。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办惯例，侧重培育中介机构和利用中介机构展业。以提高保险服务质量为手段，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国家应从政策上对民族保险公司进行扶持，在来源配置上实行倾斜政策，增强其综合实力。(五)积极开展保险科技创新活动，全面快速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保险技术创新是就保险业的业务经营上，所进行的种种富于开拓性、创造性的变革。主要包括险种创新、营销方式创新、服务项目创新等多方面。保险技术创新有利于缩小民族保险业与国际保险市场的差距，带动保险业迅速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使我们在未来的保险市场中居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目前，就险种创新而言，我们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医疗保险等险种，全力开拓新险种。如分红保险、变额保险、单一疾病和特定疾病保险。其次，就营销方式而言，可以学习借鉴外国保险业的经营经验，结合我们自身情况，大力发展新的营销手段和方式，尽早为开展网络保险做好铺垫。将发展网上保险作为21世纪的战略举措，为占领网上市场做好积极铺垫。(六)加快培育高素质的人才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民族保险业除了要注意筑巢引凤，通过尊重、优待政策来吸引人才外，更需要全方位加快现有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与此同时，要注意培育企业文化的氛围，创造和谐宽松、团结向上的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防止人才流失。(七)完善保险法规，强化市场监督保证保险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做到监督的全程化、动态化、持续化。同时，要加快制定入前后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修改和完善《保险法》，对内外保险公司应实行统一监督，在监督目标、指标、手段上应避免双重标准，切实有发挥国家保险监督的职能作用。回答时间：2011-10-242:42:49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中，请问准备怎么转型？

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转型不可阻挡的新浪潮。 “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日前举行的亚太低碳经济论坛2009中国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及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表示，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低碳战略转型路径愈发清晰。 低碳选择符合国家利益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同时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解振华如此表示。 在解振华看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石化能源相对贫乏，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效率，能摆脱国家经济发展对石化能源的过度依赖，只有发展低碳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 其次，走低碳发展道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环节，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关键阶段，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应走出一条依靠低碳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不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最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旦催生全新技术和新的产业，必将引起低碳高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全球应对温室气体增加带来气候变化的共同课题和挑战。 战略转型路径清晰 中国低碳经济之路怎么走？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的回答是：“中国应继续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效、发展清洁及可再生能源三方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 而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前主任委员毛如柏看来：“中国经济实现低碳转型是个复杂问题，要在六个层面有所突破。”毛如柏向记者描述了我国低碳战略转型的路径。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需要机制层面的创新，要将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与已有政策体系更好融合，建立适合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机制、市场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经济刺激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以及低碳经济的评估机制，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广提供支撑。”毛如柏说，一是我国需要从经济发展层面引入绿色增长理念，通过绿色税收等措施，把支持绿色经济增长纳入到国家预算，鼓励生态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等。 二是要积极鼓励技术创新，鼓励低碳友好型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与应用，加强低碳技术领域的信息交流。 三是消除低碳发展的融资障碍，通过能源价格的杠杆提高清洁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加强对低碳技术的评价，为金融机构在低碳领域的投资提供依据。 四是加强低碳领域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 此外，毛如柏向记者表示，中国向低碳战略转型的路径还需包含加强低碳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引导低碳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内容。 低碳之路没有“样本” “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实际上起步很早。”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向记者介绍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发展很快，2008年我国风力发电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且我国风力发电已连续五年翻番；我国已成为全球光伏发电的第一生产大国，而在2000年，我国的光伏发电还名不见经传。 “虽然低碳之路已经启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苏伟强调说，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将面临着比欧美发达国家大得多的困难。 “首先，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苏伟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有1500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2200万城市人口维持最低生活保障。 其次，中国的资源禀赋也决定了我们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将会是曲折和艰难的。苏伟表示，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的比重，远远超过石油、天然气等相对洁净的能源，煤炭与天然气、石油相比，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和控制的难度都要大得多。 第三，中国的能源技术相对而言较为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也非常大。 在李俊峰看来，低碳经济的实现不仅在中国任重道远，即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这个富有挑战的课题至今尚未形成成熟“样本”。 “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走上了低碳的发展道路，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目前并未完成其所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这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相当困难的。”李俊峰说，不应把低碳经济更多地关注在一些科学技术层面上，而是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将低碳经济作为生态文明重要的技术选择。

中国经济转型对大学生而言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改革走到今天，全面协调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同政府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鉴于此，我院于 2005年6月25－26日在海口举办了“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中外专家就以人为本与公共政策的转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社会责任、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等议题展开了讨论。我院参照专家的观点，提出以下建议。

一、我国正步入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和利益关系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并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务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这一现实，给改革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给政府扩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严峻而迫切的课题。

1、面对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必须扩大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发展与转型的特定时期，已开始形成全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的现实基础。

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看，我们面临着公共产品供给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要承担改革成本，解决历史欠账问题；一方面又要着眼于发展，并为中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但是，现实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当薄弱，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因此，必须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扩大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改革攻坚阶段，要有效地解决利益博弈与利益分享的矛盾，必须关注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经过26年多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不仅形成，利益博弈也日益明显化，如何实现利益分享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使多数人能够不断地分享改革的成果。一是政府本身要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确保自身行为的公共性，把守护公平和正义作为政府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原则；二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调节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体现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三是以人为本，要为广大弱势群体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3、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社会风险程度。因此，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并会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断或倒退。因此，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举措。

二、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从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出发，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

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已对政府转型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政府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最重要的是实现公共服务理念的创新，加快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

4、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是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还是社会管理，其本质都是公共服务。这就要求把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务的范围。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和公共服务职能，是市场化改革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政府作用的客观要求。

5、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人们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人们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政府应当把自己的基本职能定位为公共服务，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加快解决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

6、政府要鼓励和倡导先进文化，使经济增长伴随文化繁荣，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历史经验表明，财富的增长可以使人民富足和社会安定，也可能使人民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不能认为经济增长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缺乏文化和信仰，就会使功利主义盛行，对财富形成过高的预期，加剧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和各种社会资源的紧张程度，降低人们的幸福程度。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在文化不健全的情况下，都不能摆脱物质利益的诱惑，从而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状况。文化具有超越功利的独特品质，可以通过个人的自律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从而有效地缓解社会冲突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程度。

7、树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理念，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社会发展缓慢，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的地方演变为以GDP为中心，并为此付出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代价。因此，要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重新审视我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相关的指标体系，并且要为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有效的制度基础。

8、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多元与公正的统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并使这种民主能够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实现途径。民主要与法治相结合，要在立法过程中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进而使社会各种行为主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整个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正常运转。其次，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社会，不能把它理解为“一潭静水”的社会。一是要发展先进生产力，这是社会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二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制度支撑。要通过政府转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形成社会规范，从而达到“活而有序”。经过26年多的改革，我国社会已经由过去一个结构比较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并存的社会，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也要看到，多元社会主体之间既有价值一致的一面，也有价值差别甚至是价值冲突的一面。这里的关键在于制定、采取以“社会公正”为灵魂的社会政策。为此，政府要摆脱、超越新老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来处理问题。

三、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政府应当有明确的社会发展目标，确保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当前，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初步形成和分化的前提下，运用现代制度、现代机制和现代文明来解决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建立现代公共治理最基本的框架和基础，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

9、政府要树立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建设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社会管理，这是保证和谐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基础。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本身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但是也伴随着收入差距拉大、失业等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能随着GDP的增长而自动得到解决。因此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社会管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我们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转变社会管理理念，用全新的观念来完善社会管理。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管理依靠政府的权威实现社会控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拥有较多自由选择的权利，通过法律、规范、以及文化来形成和谐的秩序。

10、有效地推进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向公共治理转变，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提出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前提是承认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范畴，有其各自独立的内涵、特征、目标、规律和衡量标准。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树立了清晰的经济增长指标，但是对社会指标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在“十一五”期间，要确保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必须把社会目标逐步清晰起来，纳入整个发展规划当中。不能把社会管理简单地看成是政府单一的行政控制。事实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也不可能再掌握和分配一切社会资源，也不可能插手所有的社会领域。因此，在社会管理中，企业和民间组织都有责任，要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

11、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公共治理的框架下，政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民间组织，逐步把一些传统意义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一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要在政府、企业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取长补短的平衡关系，为社会整体的进步提供推动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社会开始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过渡。在这个时期，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从这个角度看，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因素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好得多。

四、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

当前，加快推进政府转型有两个大的背景：一是经济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相联系；二是社会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潜在的风险，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我们要把政府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政府转型的实质性突破。

12、把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政府改革滞后，事实上越来越制约着其它领域改革的进程，并由此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未来几年，我国的改革有可能发生几个重要的转变，例如：第一，由微观体制改革向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二，由竞争性领域的改革向垄断性领域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三，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这三方面改革的推进和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因此，“十一五”时期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各项改革才会有新的进展。

13、以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是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这就要特别强调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权利，在此基础上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减少我国政府的行政层级，逐步探索取消地（市）行政层级，撤消市管县体制，加强县级财政功能。要尽快试点从乡财县管入手，把乡镇政府变成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此外，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并按照这一目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14、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随着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变化，实现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转型和创新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提高建设和谐社会能力的当务之急。首先，实现公共政策由封闭和半封闭向公开透明的转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面临新的变化：一是随着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社会的共识；二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和信息的作用超过了以往历史上所有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的效果更加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参与程度。这就需要政府从分化了的社会利益现状出发，赋予老百姓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以及改革过程中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等。

其次，以人为本，要实现由单一、严格的行政控制向人性化的公共治理转变。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政府直接面对广大老百姓，其手段的选取决定着政府的形象，关系到政府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公共政策执行手段的转型，要使公共政策的执行以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

15、建设责任政府，对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决策失误和不作为的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公共服务体系涉及大量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加强监管、审计和问责。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分工，适当引入竞争，提高公平与效率，同时也便于问责。

16、推进政府转型，需要建立改革统筹协调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门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从去年的宏观调控看，政府部门的某些行为，不仅具有部门局限性，还具有较强的自身利益的特点。这样，就有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假改革、不改革，使改革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并容易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某些误解。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继续推进改革中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对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如何理解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2010年，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久盼的梦想，那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中国必须做出抉择。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新的远见开始凝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任务迫在眉睫。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新的认识飞跃升华。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们的破解之道。这一年，我们不仅有发展速度的V型反转，更有发展方式的切实突破。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多一些历史眼光的人还发现，如同当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无比艰难却无比坚定；今天，这个发展中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履，同样艰难也同样坚决。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来自经济领域的这场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

（二）这一抉择，始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源于不变不行的现实忧患。

“金融危机引发的‘传染病’使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下，中国也面临‘失去免疫力’的危险。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

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陷入泥沼，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不同，中国的金融业健康稳定，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毫发未损，为什么我们也在这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这个庞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风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质变”，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重要转折。

（三）自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吐着白气推开现代化大门以来，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国次第亮相，演绎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篇章，这当中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才使英国这个孤悬一隅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正是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国这个原本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抓住机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高速起飞，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其人均收入长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进了“拉美陷阱”。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高速推进，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致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技术多停留在模仿层面，陷入了“日韩困境”。

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这条两百多年来锤炼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就已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

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四） 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60年过去了。从中国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离开“中国制造”就将失去舒适的生活，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

今天，进入现代化的“下半场”，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转变，未来40年我们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有待时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那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会加大风险，而且在未来难以持续。只有将经济发展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自己的国情不允许，全球的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另一方面，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飘散的忧虑，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

这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环顾全球，曾经成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少，但真正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后，最初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但后来却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对发展方式作出调整。

飞速发展30多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五）命运不关乎机会，而关乎对机会的把握和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制度转型，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这个曾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

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以国家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了我们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它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我们党总体战略布局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8个“加快”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六）机遇稍纵即逝。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否则，发展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党中央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有一定成效，但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粗放状态。“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驱之不散，重速度轻效益、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财富增长轻民生投入的现象还在一些领域存在。特别是当前，转变的步伐更明显落后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

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

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得再高，也有可能还是紧盯速度，“好”让位于“快”。

没有体制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每一个具体的转变，都要面对深刻的利益调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矛盾问题，甚至暂时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加快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七）人类历史上堪称历史时代的时期，是那些具有贯通的主题、出现巨大历史变化的时期。1949年以后的中国无疑是这样的时期，这60年，新中国全面铺陈了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并以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亿万中国人万众一心的激情演绎，将这个主题书写成举世瞩目的国家传奇。

2010年初，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述：“置身中国，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确信，当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头十年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经济大衰退，而是中国的绿色大跃进”。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善于捕捉时代变化的观察家，在中国现代化路程上看到了什么？

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往往带来调整的机遇；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酝造影响深远的变局。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我们一定能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新跨越。

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我们将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国时代。

我国未来经济转型的趋势需要哪些要素？

一、未来1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当前，内外都高度关注中国能否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未来10年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 国内外环境变化使中国发展面临新形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出现复杂的变化，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动。近来，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考验。恢复经济增长、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成为新时期的主要挑战。目前看来，这次危机根源于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出路在于对国际经济结构做重大调整。历史表明，调整、再平衡是漫长的过程，并伴随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也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复杂的外部环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需求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即发展型需求的比重逐步增加，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了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形成了改变经济结构的现实需求。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挑战。过去30年，我国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在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等。应当说，在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未来10年我们面临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挑战。 就是说，未来十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发展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就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关键在于以改革攻坚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以体制创新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二、未来10年转变发展方式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重大突破 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改革任务繁重，挑战巨大，关键在于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实现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重大突破。 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要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要尽快打破行政垄断。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价格关系扭曲、结构调整不到位、资源消耗成本过高等问题，都与行政性垄断范围过宽、程度过深导致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有直接的关系。 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要着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加快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30年转型与改革的历程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第一，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第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三，政府转型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第四，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制度是政府转型的关键。 三、新时期深化改革急需加强顶层设计 协调利益关系需要顶层设计。过去几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改革越来越受到多方面利益的制约。未来10年的改革，无疑更进入到利益冲突、利益博弈的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推进改革突破需要顶层设计。为此建议：第一，重构改革的协调机制。成立中央政府改革领导协调机构；第二，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第三，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第四，努力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第五，大力发展科技兴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经济运行模式要追求有效率的产业增长；第六，大力推进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教育要倡导人人机会平等，医疗要保证普通民众看得起病；第七，大力推进民主建设；第八，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