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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和由来是怎样的
演变形式如下：
1、西方经济学说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后，逐步演变为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我们一般通称为西方经济学，直接来源于马歇尔创立的微观理论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理论。
2、自马歇尔提出微观经济学后，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补充。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的形成，使原来的以完全竞争市场类型为条件的微观理论受到挑战，于是在1933年，英国的罗宾逊、美国的张伯伦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填补了微观研究中的一大漏洞。另外，1930年代以后希克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序数效用论、福利经济学等，进一步补充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者，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思想体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说法，本身表明理论的演变性质，理论总是要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六次革命具有哪些重要含义
西方经济学从16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六次理论突破，即所说的六次革命，其中前二次发生在古典经济学说中，后四次为现代经济学说史中。
西方经济学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时代背景为海盗式帝国主义，贸易与殖民相联系，它作为一个体系，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基本内容为出口垄断，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核心思想君主掌握最高权力，统治经济和铸造货币，控制对外贸易，主张国家干预和参预经济，并对经济进行调节，认为国家财富就是金银，输入金银可以润滑工商业的齿轮，所以鼓励出口，实行补帖，限制进口，以此扩大贸易顺差，换回金银，金银的积累导致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实际执行中却无美妙前景，最终出现了生产力的危机。如法国出口制成品越多，换回金银越多，结果越穷；而英国，反而民富国强。重商主义重点在商品流通领域。
现代经济学只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才开始。时代背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下，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摆脱封建和国家的干预。1776年《国富论》第一次划时代革命。其矛头指向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斯密继承和发展了以前经济研究成果，特别是重农主义对供给和微观重视，第一次创立比较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认为重商主义牺牲了消费者而利于生产者，带来经济效益差的后果。因此，斯密提出，要增加国民财富，一靠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二靠资本积累，增加储蓄，形成投资，扩大市场。为增加生产，积累财富，反对国家干预，放任经济自由，经济“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发挥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调节作用，国家只需保卫人民和国家的安全，社会秩序公平等。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劳动创造价值，利润来自剩余劳动，反对重商主义只有贸易、重农义义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观点。还提出了一些微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其片面性在，对需求重视不足，分析方法上不够精细，劳动价值论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等。
1870年，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出现三名学者：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他们三个人，住在不同地方，长在不同国家，但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提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的消耗量，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进行边际主义分析。西方常把1871年称为”边际革命“年，直到马歇尔最后形成的所谓的”新古典学派“。完全用边际分析方法，利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分析经济问题，提出存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劳务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决定于边际供求的关系。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资源的稀少性有关。由于稀少有关，因此，对各种产品用途的估价带来效用递减，人和厂商都受着理性行为原则的支配。如个人怎样用有限钱得到最大效用的满足，而厂商利用有限资源设备来得到最大的利润，这种方法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古典学学派关心的是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关心剩余产品在各个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而边际主义者关心的是微观经济问题。所以，从边际主义者到马歇尔，才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体系。边际概念成为关键性工具，效用与消费者需求成为出发点和推动力，关心的是在资源稀少情况下来进行生产、分配，消费。同时他们认为，只要自由竞争，通过市场力量，经济就能达充分就业均衡，不会发生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总之，他们以主观根据供求而决定价格的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以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来代替古典学派由社会力量决定收入的分配理论；用和谐经济体系代替阶级冲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比古典经济学更合理、更精致，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但面对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新旧古典经济学偏重于微观方面的研究。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第三次革命。其背景 ：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政治上国家垄断资本的产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社会对宏观需求不强，国家也没有掌握足够大的资本实现这种控制，而当它进入国家垄断之后，这种要求和可能都具备了。理论、方法和政策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上反对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就是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需求是供给的函数，因此，经济自身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凯恩斯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抛弃“储蓄会自动转化为投资”传统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自动调节的性质，因而没有充分就业的可能，往往是小于充分就业状态。由于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会产生大规模失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方法上，回到重商主义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开创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关心经济总量行为活动，特别是总支出（投资支行、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强调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投资部分。只有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加，才能刺激生产，增加生产。还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为一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都取自于《通论》的开创，这是凯恩斯在方法论上的革命。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强调国家干预、参预经济调节。所以，有人说凯恩斯又回到重商主义，因为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奖励出口，与重商主义相同。三个最重要政策：1、政府预算的平衡应联系经济中需求状况来加以评价。如存在大规模失业，预算应增加赤字。2、降低实际工资不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可能会相反
；3、贷币政策如不借助于财政措施，则不可能终止大规模失业。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正统。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跳了价格分析的限制，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
上世纪50，特别是60年代后期，出现反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货币学派崛起。其背景是，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滞胀“，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因为按凯恩斯理论，低增长与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出现，货币学派自由主义理念抬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其内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三大定律影响的总需求不足，而是由于货币方面受到干扰。核心是货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货币政策最重要，财政政策除了起负作用，不可能影响产出率和就业率。其主张货币稳定、有节制增长，即长期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国家减少支出，不干预私人经济，市场完全、充分发挥作用。现在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收货币主义向凯恩斯挑战的两个思想：1，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2、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的效应。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书只有100页，便很精炼，思想深刻。书中把生产看作同样商品既表现为生产资料又表现为最终产品的一种循环过程，是从基础理论上进行革命。主要影响：1、商品价格反对边际分析，回到李嘉图，再生产周期性循环过程中，用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的方法计算商品价格。2、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联立方程完全有可能计算出每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马克思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3、斯拉法的商品价格决定理论，解决了马克思商品价值转形商品生产价格的问题。
在反对凯恩斯主义思潮中，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为第六次革命。理性预期假说由美国经济学者约翰穆斯于1960--1961年首创，70年代卢卡斯把理性预期理念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应用于稳定性经济政策的研究。他们认为无论凯恩斯主义，或是货币主义，都把理性预期排除在模型之外，财政金融政策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公众势必预料到这些政策的后果。如政府试图加快货币增长经济，人们就料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于是额外的货币更加抬高昂贵的物价而不是导向经济增长，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带有欺骗性，但是，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欺骗所有人，决不能在长期中欺骗所有人。以前人都以过去经验来推测预期，理性的是综合更多因素来进行预期，过去仅是一部分因子。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图示
发展阶段
时间
时代背景
代表人物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著作
重商主义
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安徒万·德·蒙克来田
财富就是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
从流通领域研究财富的增长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
古典经济学
重农主义
17世纪下半叶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英国 法国
威廉·配第 阿吉尔贝尔
亚当·斯密 西斯蒙第
大卫·李嘉图
魁奈
从生产领域研究财富的增长
看不见的手
劳动价值理论
把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自由放任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年
庸俗经济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70年代
（1830年）
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案）
萨伊（法）
马尔萨斯（英）、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耳、巴师夏、凯里
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把注意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
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1870年）
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门格尔（奥地利 奥地利学派）
杰文斯（英 英国学派）
瓦尔拉斯（瑞士 洛桑学派）
以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新古典经济学（微观）
19世纪末期
马歇尔（英 剑桥学派）
瓦尔拉斯
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
生产成本价值论
供求理论
边际效用论
节欲论
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
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1890年
1933年
张伯伦、罗宾逊
垄断问题
1939年
希克斯
价值论（提出了序数效用论，马歇尔的是基数效用论）
一般均衡论：起到推广与普及的作用
希克斯
《价值与资本》1939年
凯恩斯革命（宏观）
20世纪30年代
经济大危机
凯恩斯
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因为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
国家干预经济
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
对凯恩斯的解释与补充
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10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12版）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产生了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
萨缪尔森
库茨涅茨、托宾、哈罗德、索洛
汉森（20世纪40年代理论和政策建议方面进行补充和发展，奠定新古典综合派的某些基础）
传统西方经济学——微观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宏观
萨缪尔森
《经济学》1948年
新剑桥学派
20世纪50-60年代
琼·罗宾逊（英）
非均衡学派
（又称新凯恩斯学派）
20世纪60年代后期
克洛沃（美）莱荣霍夫德（瑞典）
希克斯（英）
把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的 相结合，形成一个独特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货币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滞涨
弗里德曼
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生活，主张不同程度上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
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
拉弗、费尔德斯坦、万尼斯基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哈耶克
弗莱堡学派（德国）
公共选择学派
20世纪60年代
布坎南（美）、塔洛克（美）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威廉姆斯、诺斯
新左派
非主流经济学派
瑞典学派
创新理论
熊彼特
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美）
新制度学派
加尔布雷恩（美）
激进经济学派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现在就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深深的震撼着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之疯狂。
在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财富，而在早期，人们认为财富就是贵重的金银，而他们又直接来源于流通领域，所以经济学家们就得到了结论要保护流通领域，也就是要保护商业的发展，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义，也是最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行和资产阶级革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经济思想逐渐产生。真正的经济学也就从此而产生，这便是古典经济学，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萨伊。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千古绝唱。他认为：任何一个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明确提出了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到了生产领域,从而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思想,认为市场上生产者的利己的目的会在客观上达到利他的效果,由此,政府只要作为一个守夜人就行了,不需要去干预经济。这一时期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分配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萨伊定律。这里最重要的可以说是萨伊定律——萨伊的财富生产理论和销售理论：关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来说是供给决定需求，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即一种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需求。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供给是小于需求的，社会的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只要有生产就会有销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即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价值由劳动决定。但是还有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来自于我们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效用，这一潮流被称为边际革命。渐渐地两派不断的开始争论：在边际学派看来，价格取决于需求，需求取决于边际效用。主流的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取决于供给，供给取决于生产成本，即劳动时间和节欲的牺牲。
在两派争论的时候，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出来，对经济学体系进行了一个比穆勒更大的综合。他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他同时吸收了边际效用论和生产成本论，用边际效用说明了需求的额推动，用生产成本说明供给的变动，从而，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决定。对主观价值论和客观家支行论做了一个折中。从而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另外他还吸收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学说，奠定了现在的微观经济学，也正是我们所上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另外，马歇尔还是首位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中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的经济学家。其经济理论体系的特点主要是综合性，并贯穿起理论的始终。
新古典的这一套理论一直知道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知道1929-1933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新古典的理论已经完全不能知道经济的发展，于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站出来对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并否定其最终结论。我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他通过研究如何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均衡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吸收更多的就业者，消除经济中的失业现象，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自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俄经济学了。他的理论也就是我们先自爱所上的宏观经济学。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传播，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过经济危机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继而有着一批又一批的凯恩斯追随者，他们对凯恩斯最易进行研究，发现凯恩斯质疑有着两大缺陷：缺乏微观基础，缺乏长期动态分析。于是他们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着凯恩是主义，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发展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们指出，市场总的趋势是均衡的，当市场均衡的时候就用新古典的理论，当市场不均衡时，就用凯恩斯的理论，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新古典的一个特例，所以称之为新古典的综合。形成的标志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
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遇到了问题，经济进入滞涨阶段，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而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不能解释当下的经济情况了，于是，反凯恩斯主义兴起，相继出现了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学派等主张经济自由的学说兴起，主张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潮中，逐渐形成了以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为理论中心的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四个自由主义学派。其中，哈耶克先后在这四个大学中任教，被公认为四所大学的理论权威，是当代公认的新自由主义的宗师。
明星的效应是无穷的，仍然有那么一批人坚定的站在了凯恩斯的这一边，他们根据经济的发展，修改了凯恩斯的一些假设，如他们提出了价格粘性的理论等等，形成看新凯恩斯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利茨等。
当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幻的今天，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层出不穷，有些思潮对现代经济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等。其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的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和博弈论。
公共选择学派又称为弗吉利亚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公共选择的主体——公共选择者的行为的研究，在不同的决策规则下，政府的决策可能会产生的不同的结果等等。公共选择理论以公共选择者与经济人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在进行政治决策时与他们进行经济决策时一样，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而行为特征，都会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作为衡量的基础，尽量去趋利避害或者趋大利避小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投票行为等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行为。而博弈论是研究行为主体存在策略相关性的情况下，决策主体的理性选择以及相应的均衡问题。
以上基本上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至今的历程，当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必定会给这个学科注入新的生命力~
西方经济学的历史
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阶段：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西尼尔、穆勒、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以斯密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他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代表性的教科书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流行了20年。
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从 19 世纪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杰文史、马歇尔，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书。20世纪初期，张伯伦、罗宾逊和维克赛尔推翻了正统经济学的三个假定前提，即排除了垄断的完全竞争、排除了经济危机的充分就业以及把货币因素置于从属地位的实物经济，从而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从混沌大一统状态中裂变而出。
现代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该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们称着改变世界历史的四大著作；而萨缪尔森的1948年开始发行的《经济学》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书。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在应对新自由主义学派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批评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阿克洛夫和曼昆等人吸收了论战对方的研究方法，维护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观点，由此促成新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因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两大学派并驾齐驱的局面。这两大学派同属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分析方法是相同的，并且都主张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以理性与自利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也都坚持理性预期理论。两者的区别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从市场出清出发，得出市场机制稳定和政策无效的结论，而新凯恩斯主义从工资与物价的刚性出发，认为市场不能出清，因此经济政策是有效的。
发布于 2023-03-29 16:23:48 回复
发布于 2023-03-29 14:29:3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