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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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外部世界。综合国力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外部世界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 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3.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

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二、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

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人口大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由于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这种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矛盾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根本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0但人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6仍然排在全球100多位。“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为0.3%,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屈指可数。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日益上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四大机遇

(1)和平转型的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渐进式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趋势是从大国对抗为核心的传统特征向大国合作治理全球问题的未来特征转变。“和平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是正相关的历史进程这是以往后起大国所没有的历史条件。

(2 )在全球事务中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虽然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尚需完善但国际社会认为主要国际组织应在现有架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继续发挥而不是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各方对中国的借重和需求显著上升,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升,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战略回旋空间大大拓宽。

(3)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上升,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不仅表现在“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显著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钻石七国”迅速上升的势头,整个非洲经济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兵崛起发展所遇的阻力会减小。

(4)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和担忧有所减弱,对中国的信任、肯定和信心有所增强。

3.面临的风险挑战

(l)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进出口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能否确保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2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丛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3)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升,中国外部典论环境仍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中国和平发展是机遇但仍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抱有种种疑虑,充满误解和偏见,甚至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WEI胁论”。部分学者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规律强加于中国宣扬“强国必霸”等论调,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上一些势力仍在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挑战。

(4)中国发展面临诸多内部困难。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复杂性、快速多变的特性中国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的国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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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题依据: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不管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因为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三个决定因素——资本、技术和能源的选择还受到了林毅夫、萨缪尔森的影响,萨缪尔森将技术、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最后,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实际状况,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确定资本、技术、能源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决定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不是从需求的角度也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在理论上曾经感到困惑,幸亏有先辈指点迷津:不从需求的角度、也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全面分析,立足点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有从杨瑞龙主张的直面现象”研究方法受到的启发:有的时候为了揭示问题的实质,需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展开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内容和结论:作者首先通过对基本概念的讨论,结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实际问题,给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做出定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指: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比如9%左右,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比如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这个定义可以概括为速度高、运行稳、时间长三个要点。然后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目前的状况,探讨了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突出矛盾和关键制约因素,从而引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投资在中国经济连续27年的高速增长中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投资必须而且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处于加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技术进步需要借助于资本积累才能得以实现,计量检验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亿元,则可以引起GDP增加约0.6635亿元,高投资对应高增长是一条规律。中国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投资构成中约50%的投资增长是可以看作消费的,是短期、也是长期经济增长和消费的需要,因而是可以持续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总体上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储蓄率在短期内仍然在40%以上,在中长期内也将会保持在40%左右,不会低于35%,中国所具有的较高的储蓄率极其缓慢上升趋势,为满足较高的投资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计算发现IcoR的数值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相反,说明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资、改革教育体制,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只要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投资的控制更具科学合理性,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调控的手段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投资增长在目前仍然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作者认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或建设现代服务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等等方法和手段带动经济增长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等到增长方式转变了再去带动经济增长,只能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作者特别强调通过投资增长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技术进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理论阐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发动机”。本章首先通过TFP分析研究中国技术进步状况,进行TFP分析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其绝对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对变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在最近时期以来呈现出上升趋势。1992年峰值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2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1999年谷底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攀升势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前一章总结的、使用ICOR反映的投资效率与我国经济波动也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类似。

虽然我国已经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较多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持续增长的瓶颈环节。中国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许多产业基本处于国家产业价值链条的末端,80%以上采用的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十五”时期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增长,2005年达到了1.34%,说明研发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是个令人鼓舞的趋势。

笔者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内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改革是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改革只有“把激励搞对”,技术进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发生。文章批评政府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等学校太过于行政化、政府统的太死、高等学校缺乏创新精神。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2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5%稍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总也达不到4%。《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否定政府直接组织科技攻关的有效性,技术进步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的利益激励才能取得,技术进步只能依靠企业在完善的市场体系、法律环境、制度保证以及利益激励的引导下才能实现。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进而对知识产权进行严格的保护,这些制度方面的激励取向直接决定着人们是否进行投资,是否有能力进行投资以及是否进行技术创新的决策。只有当市场激励充分时,广泛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才会发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根据增长极理论提出汽车、房地产等高增长行业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带动作用。汽车产业不仅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而且科技含量高,对主要的工业行业技术水平提升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增长极理论,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因此,中国必须在中长期内找到数个增长极,抓住足以支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而这个支柱产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只能由汽车工业来担当。作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极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20~30年的相当长的高速增长周期。另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提出,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是我们体制和政策调整“把激励搞对”了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放松进入管制是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制度的激励和保障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决定了技术进步,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必定会有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这就需要技术进步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表明,只要政府“把激励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为主要驱动力量必定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能源消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能源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有无充足的能源供应,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条件,能量守恒定律是不能打破的。作者认为,只要不超出资源承载能力的限度,不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我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耕地资源、淡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在一定的限度内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因素,笔者提出能源消耗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67一直下降到2000年2.60的最低值,所以说中国以相对较低的能源消费支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因此使得中国能源经济关系的真实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十五”期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强度有了小幅回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别是2.84和2.83。能源强度的上升是因为“十五”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重工业的比重出现了增加的趋势,钢铁、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产业急剧扩张,由此导致了能源消费量的迅速增长。2004~2005年,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在“九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0.0%和1.1%,但在“十五”时期却陡升至平均每年增长9.8%和9.9%。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近几年快速增长,其中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在200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2003年都处于大于1的水平,而且2003年和2004年两者都越过了1.5。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在2005年才开始下降。能源形势的严峻也是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在总量上是大体平衡的,但相对而言煤多油少的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中国石油进口大幅增加的同时煤炭出口却在迅猛增长,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了43.9%,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2005年的2.47万亿千瓦时发电量中,火力发电占到了其中的81.55%,由于煤炭燃烧必然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于国际国内带来了很大的环境压力。

突破能源瓶颈首先必须“开源”,即大量进口各种能源,因世界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在增长。而且中国的能源外交和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初步实现,已经成功的建设完成了“中哈输油管线”和已经签约的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大庆支线”将为中国带来稳定的每年至少5000万吨的石油。“节流”,即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制度的作用,强调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机制。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市场的赢利预期,引导企业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旧增长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增长方式转变。建议政府用指标施行总量控制,分配“水权”、“排污权”等权利,并且建立交易市场,政府“把激励搞对”就行了。对煤、油、气以及电力等能源则务必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举例政府扭曲电价导致电解铝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后果说明,政府不能扭曲能源的市场价格,要依靠价格机制调节能源的供求。

笔者强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必定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欲使我国经济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必须首先研究怎样使各相关主体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投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积极性也可持续。这就需要制度建设并且严格地执行法律法规,用制度建设使消费者(公众)的需求,生产经营者(企业)的利益及社会管理者(政府)的目标得到三重“激励兼容”,这样中国经济才可能“内生”出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是:在除了投资、技术、能源三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条件和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有所突破、不断“把激励搞对”的条件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在中长期内持续下去,即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很突出主要是什么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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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是什么意思?

不平衡是指城乡、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化建设不协调,不可持续是指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

2011年7月21日上午,相关部门举行上半年全国工业通信业运行形势等情况新闻发布会。负责人介绍相关情况时说,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

他指出,当前,工业经济正在由政策推动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有所减弱,复苏进程充满变数,稳定外需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从国内看,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波动并向下游传导,生产要素保障较紧,企业融资、用工成本增加,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很大困难,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出现分化;一些小型、微型企业在信贷总体规模减少和商业银行信贷惠及面有限的形势下面临的生存压力增大;完成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和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等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内容: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相关人士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一发展要求是在总结我国发展实践、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全面部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维,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模式可持续性

从环境与资源的持续发展方面来看,当前国内的经济结构以重污染、低效率的开采及低端制造业为核心。此类行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恢复环境所需成本远高于企业盈利,说其得不偿失并不为过。另外,矿产资源不可再生,所谓挖一点少一点,开采业必然面临资源枯竭问题。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

从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低端制造业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效率的特征,对应地,其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具有低收入、低技术技能要求、高工作量的特征。长期从事这种低收入且重复而繁重的工作会对员工的身心健康及个人素养造成不利影响。而人力资源的配置取决于人力市场需求,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必然导致国民素养整体偏低,而偏低的国民素养必然不利于科技创新,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从经济体的竞争力来看,低端制造业不具备核心技术,其产品极容易被模仿,既然中国能制造,那么印度等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也能制造,而且由于其人力成本更低,其产品价格更为低廉,产品竞争力更强。

从企业的发展前景来看,低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很低,企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靠压榨人力成本,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渐降低,企业的发展前景极为黯淡。

从经济体的独立性方面来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欧美发达国家所嫌弃的“脏、累、赚钱少”型低端制造业逐渐转移至国内,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目前国内的低端制造业产能远大于国内消费要求,过剩的产能主要通过出口来消耗,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国内经济严重依赖与国外市场,出口产品的定价权被牢抓于欧美手中,出口企业的利润被欧美严重压榨,频繁的“反倾销”左右中国经济及金融策略并削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顺境中求稳定,逆境中求生存,这是人的天性。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欧美消费能力急剧下降,导致中国出口严重受挫,国内低端制造业普遍面临生存问题,这既是经济的危机也是经济转型的契机,继续挣扎于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只能是饮鸩止渴,在危机促使经济改革与转型才能浴火重生。

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牺牲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的。资源不是无尽的,有枯竭的一天,环境的破坏更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变成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否则,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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