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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经济法主体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种类有哪些
• 2、政府在经济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 3、请从经济法的角度阐述谁应该为这些食品安全事件负责任?政府应该在保障食品安全方
• 4、经济法律责任的形式是怎样的？
• 5、什么是经济责制?实行经济责任制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经济法主体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种类有哪些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形式：民事责任形式、刑事责任形式、行政责任形式。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经济法责任具有以下特征： 1. 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 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 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 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 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

政府在经济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谈到经济法主体的范畴，一般认为十分广泛，包括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企业、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组织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就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⑴，“是以国家对经济干预之法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这种观点，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中必定有一方为国家（如未另做说明，本文所指“国家”乃是狭义的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也就是说经济法律关系必须由国家为一方主体构成。诚然，国家成为经济法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须由国家作为一方主体才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呢？一、区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陆法系国家将法律区分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这种划分始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他的划分标准是：“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如有关政府的组织、公共财产的管理、宗教的祭仪和官吏选任等法规；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⑶这是一种以利益的差别作为划分标准的学说，遭到后世很多学者的批判，后来资产阶级学者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与罗马法比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准有主体说、性质说、目的说等，而最普通的学说就是“主体说”。这种学说认为“公法所规律的法主体，最少有一方是国家或是由国家予以国家的公权者，反之，私法所规律的法主体，直接地都是个人或非‘国家公权的主体’的团体，国家只当第二次的（换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规律的法主体再没有维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关系者的保护请求时）才受到其规律。区别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标准，即在于此。”⑷由此可见，如果肯定了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经济法本质的公法属性。因此，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就与明确经济法的本质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同起来，那么区分经济法的本质是公法还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就坚决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他认为公法和私法都是国家法，依据这些法律，无论是人民之间，还是国家和人民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无必要区分。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则指出凯尔森在方法论上的问题：过于强调法律的观念性，而忽视了实在的世界，他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国法的一切规律，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而不同其意义”。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属于国家法（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所说的“国家法”有特定的含义，他在其《法之本质》一书中谈到：法的观念或本质，和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社会就跟着有法，在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社会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社会的法，没有区别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区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关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是由那社会本身的力量维持，只当那社会的力量不足以资维持时，才第二次地由国家去当其适用维持之任的缘故。不错，广义地说来私法亦是国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国家法，在这点，是应当和公法区别的。”⑹ 在我国，公法与私法划分必要性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平息。过去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认为公法、私法的划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作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法，没有私法。随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对于公私法的划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产生了另一种片面认识，认为搞市场经济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无，从而导致一个时期人们重私法、轻公法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两种观点都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都是没有正确地理解区分公法与私法必要性的表现。事实上，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为现行法律体制的一个基本假设。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律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籍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但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司法的技术操作提供指导，更重要的是促进一种理性的制度建设，为社会生活提供尺度，它将与个体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根本的关联。由此可见，当前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以对经济法而言，只有通过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确定其本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二、国家在经济法的不同分部门中主体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体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本质应该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根据主体说的区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必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那么经济法显然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笔者认为将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必然的一方主体，亦即将经济法归为公法，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不妥之处。经济法学界一般将经济法分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管理（或称规制）法两大部分。这种划分方法是以经济学上所说的国家干预理论以及相关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市场失灵理论主要是有关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问题及其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总量失衡问题的理论；而政府失败理论，只要是有关政府运用经济政策调节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问题方面出现的调控失败及官僚主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理论。⑺因此所谓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就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分别以间接的经济政策与直接的经济管理手段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关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国家的确必然作为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所以宏观调控法应该属于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赘述。但是有关市场管理法的理论却颇受争议，按照上述标准对经济法进行划分所得出的市场管理法，它的调整对象与传统行政法调节的经济法律关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笔者认为，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不应该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畴，正是因为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导致了市场管理法理论体系的混乱。经济法应该分为宏观经济法与微观经济法，宏观经济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法，它所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为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调控措施进行利益再分配的经济法律关系。由此不难看出，宏观经济法具有社会公共经济管理的性质，因此国家必然作为宏观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一方主体，这是经济法作为一种公法属性的重要体现。至于微观经济法则与目前所说的市场规制法有很大差别，它的调整对象并非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应该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调整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正如美浓部达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是由个人本身的力量维持，只当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维持时，才第二次地由国家通过司法手段去解决。微观经济法正是这种“第二次”的法，笔者认同“经济法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⑻的观点，而增量利益关系的产生就在于增量利益的协作生产、竞争、消费（分享）、再协作生产、……这种循环不息的过程之中，而微观经济法就是直接调整协作生产、竞争、消费这三个环节中的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微观经济法主要分为企业法、竞争法、消费法三个部分。在这些法律领域中，应当由国家通过法律明确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生产、竞争、消费增量利益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市场主体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决，只有在私权利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第二次”地去寻求国家司法机关的保护，正是一种私法本质的体现。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法属于公法，微观经济法属于私法，但是经济法与传统公法和私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正如前文所说区分法律的标准有主体说和性质说、目的说等，美浓部达吉认为应该将各种不同的标准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那么按照主体标准划分，经济法确实分为公法与私法两个部分；而按照性质说和目的说，却体现了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的区别所在：按照调整对象来区分，经济法调整的是增量利益关系，这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才出现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法律所没有考虑也很难以“现代化”的；按照规定利益来区分，由于现代社会大都采取协作生产的方式，经济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已不是像过去小商品生产时代那样简单——非国家利益则个人利益，而是与公益相关的私益——即通过社会整体利益为媒介而最终获得的个人利益。所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既非传统的公法也非传统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与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传统公法或者私法所无法取代的。三、国家不应充当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前所述，在微观经济法中所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国家不应当充当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法我国目前实在寥寥无几：企业法中，虽然我国与企业相关的法律可谓名目繁多，但是要么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么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协作生产关系，保证个人不因协作生产而损失其应该获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却几乎没有；竞争法中，我国现在有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条款与行政法条款的简单拼凑，其中并无实体的经济法权利义务也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国家在竞争法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追究，予以行政处罚，市场主体在竞争法中只是处于被动的受控状态，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而消费法中，我国目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也处于和竞争法同样的尴尬境地。本文试图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切入分析，论证国家应当退出微观经济法主体，同时应当尽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法体系。（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到底应当是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还是国家与不正当竞争者之间的？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由国家直接采取措施对不正当竞争者主动追究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固然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让国家退出这个法律领域，而改由法律赋予每个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当他们被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利益时可以直接向行为者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国家不应该过多的直接干预，而应退出这个领域，原因如下：第一，从性质上来看，市场竞争指的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一种经济状态，不正当竞争也应当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一种经济状态，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如果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体，显然会使该法名不副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保护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国家与经营者之间带有隶属性质的不平等关系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二，从成本上来看，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发生在市场竞争活动中的，而国家一般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活动，所以对单个市场竞争行为的具体信息并无从了解，也没有必要了解。而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处于市场竞争活动中的经营者却对相互之间的行动时刻密切关注，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所以一旦有不法经营者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先发现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竞争者，其敏锐程度要大大高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因此，国家如果要及时地发现和追查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需要组织专门的力量对市场进行监控，这必然造成反不正当竞争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赋予竞争者相应的权利义务，一旦市场中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被侵害利益的竞争者肯定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直接向不正当竞争者发难，其成本显然要低出很多。第三，从效果上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而由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者追究法律责任，往往既不能惩罚不正当竞争者也不能补偿利益受损的竞争者，根本无法很好地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根据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追究不正当竞争者的法律责任，其往往简单地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进行处罚，而利益受损的竞争者并未得到补偿，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的。而且，实践证明，在执行中还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不正当竞争者被处以罚款之后，继续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变本加厉，要将罚款的损失补回来。而在一次罚款之后，面对不正当竞争者的行为，国家机关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种微妙的“默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与不正当竞争者之间不但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通过罚款，双方处于一种“双盈”的局面：通过罚款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获得了利益，而不正当竞争者所承担的责任可能远远低于获得的非法利润。国家与不正当竞争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获得的利益，恰好却是那些合法竞争者的！如果能够由法律赋予竞争者平等的权利，让竞争者之间自行调节经济关系，则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为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只要一方被发现实施了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绝不会手下留情，肯定会充分利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体现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况类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对象应当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我国目前该法所调整的对象却主要是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人，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干预结果往往是一罚了事，而至于罚款的数目是否令经营者受到了处罚，又或消费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补偿就不是经济管理职能范围之内的事了。实际上，为什么我国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因为很多情况下，一方面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还是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被侵害权益的消费者即使提起诉讼却得不偿失。此消彼长之下，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如何能够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与竞争法中所述理由相似，无论从性质、成本还是效果上来说，国家都不应该充当消费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但是由于消费者相对与经营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势地位，所以要求国家以特殊的形式作为消费法律关系主体出现。由于经营者通常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而消费者则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两类市场主体之间在追求的目标上是存在冲突的。经营者为了营利，极可能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于不顾，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去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向消费者隐瞒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而会导致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出现“信息偏在”或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虽然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一旦国家退出调节这种法律关系之后，仅仅依靠国家制订消费者保护政策和立法是远远无法改变消费者这种弱势状态的。那么是否有一种新的经济法主体的出现来帮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费者处在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对抗经营者呢？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中应当包含一种名为“社会中间层”的组织，即一种社会中介性质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一部分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在我国，消费者协会应该属于这种组织，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协会，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今消费者权益受损严重的状况。同时，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打假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为消费者提供打假服务，这应该也可以成为“社会中间层”，但是这种新兴的组织显然还缺乏规范，难以达到与经营者对抗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将消费者协会与打假公司相结合，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取长补短，形成一种专业化、商业化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正是由于它的专业化和商业化，保证了这种中介组织有能力去收集市场信息，帮助消费者摆脱“信息偏在”的状态，使消费者和经营者达到一种平等的地位。相较于国家和个体消费者，这种“社会中间层”应该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请从经济法的角度阐述谁应该为这些食品安全事件负责任?政府应该在保障食品安全方

1、食品事件频繁发生，主要是造成食品安全事故后的惩罚太轻，对生产方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生产方可生产条件低，什么人都可以去生产问题食品，唯利是图，缺乏有效的道德观、责任心。

2、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日常监督工作，从严抓起，如果由媒体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应惩处相关只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经过查实的食品生产企业，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可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除了坐牢，还要扣罚其违法销售金额的50倍。在社会上，完善匿名举报渠道，加大举报奖励力度，让全民参与监督食品安全。

经济法律责任的形式是怎样的？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方式：民事诉讼责任方式、刑事责任方式、行政部门责任方式。

经济法律责任的完成方法行为主体的经济违纪行为造成经济法律责任，而经济法律责任则是违反规定行为主体依规应担负的否定性经济责任，这类否定性经济责任理应是经济法律责任的内容。经济法律责任只有根据我国对违反规定行为主体执行一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是违反规定行为主体接纳一定的刑事追究来完成或进行。

经济法律责任的完成方法包含：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邢事封禁。经济制裁就是指对违背经济法律、政策法规并依规应担负经济法律责任的企业和个人所采用的具备经济和资产利益内容的强行性对策。它是经济法律责任的关键完成方法，具备强行性和补偿性双向作用。

经济制封禁有别于民事制裁中的财产性惩罚措施，不可以把经济制裁与民事制裁一概而论或是混在一起。与此同时经济制裁也具备自觉性，而不是彻底从归属于行政制裁或别的封禁。经济制裁关键使用管理方法蛋白激酶的经济违纪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法律责任。

对于管理方法行为主体即党政机关在干涉经济全过程中的违纪行为造成的经济法律责任也是存有的。针对前一种经济法律责任所可用的经济制裁对策关键包含处罚、收走非法所得等；针对后一种经济法律责任所可用经济制裁对策关键就是指行政部门侵权赔偿即国家赔偿。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就是指在我国干涉和管控社会发展经济全过程因其行为主体违背经济法律、政策法规而依规应强制性担负的否定性、不可逆性、因果性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政策法规所确定的各种各样责任方式的统称。

经济法责任具备下列特点：

1.责任目的的社会发展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发展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发展整体利益为保守主义在经济法责任规章制度上的体现，维护保养社会发展整体利益不会受到侵害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地，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性规定。

2.归责原则的公平公正。在过失、无过错和公平公正归责地挑选中，经济法挑选了以公平公正归责为中心点的归责原则。差别于民法典和行政法偏重于过失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做法，展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公正特点。它是经济法追求完美经济公平公正的体现。

3.政府部门责任的突显性。政府部门作为调配行为主体，是与调配蛋白激酶相对性的一方经济法律关联的被告方。以“社会发展整体利益”为保守主义的经济法使用价值核心理念规定大家，要高度重视政府部门行为主体在执行管控或网络舆论监督职责时对个人、人群、团体。我国和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好不良影响，凸显政府部门责任。

4.经济法责任具备显著的不对等性和不效率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社会发展责任为保守主义，更改了原先法律责任中权利义务对等，责任与责任对等性。经济法律关联行为主体中间责任通常是单边责任，不会有对等性。

5.责任方式的多元性。根据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担负方法应该是包含民事诉讼、刑事、行政部门责任以内的综合性责任方式。

什么是经济责制?实行经济责任制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经济责任制指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它是一种责、权、利相结合，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中国股份制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是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将公司、企业生产经营计划总指标加以分解，层层落实到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及职工个人的经营管理制度。

责，是指公司企业内部各单位和个人承担的经济责任以及由此所担负的生产工作责任。主要包括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和履行经济合同承担的经济责任。使用各项资金承担的经济责任，对生产经营成果承担的经济责任等。实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公司、企业的每个岗位，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生产工作责任及经济责任都应有明确规定。

权，是指企业内部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承担的经济责任相应享有的经济权力以及由此而在生产工作中所享有的自主决策权力。主要包括：一定的生产计划权、资金使用权、物资支配权以及人事管理权等。实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公司企业内部各单位和个人享有的各种权力，不但应与其承担的责任相适应，而且应具体通过他的生产工作岗位来行使。其权力范围和大小也应由其工作岗位的性质来决定。

利，是指企业内部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承担的经济责任以及生产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取得的经济效果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实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公司企业内部各单位和个人所得到的经济利益的形式一般有两种，即工资和奖金，其主要形式是奖金。工资奖金都是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

（一）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的核心部门制度

现代国家日益趋向于混合经济、后现代主义、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化和合作主义，这使得国家法律模式越来越趋向于公私混合型，越来越注重对组织的协调与促进，注重对组织内部行为的管理与钳制，经济责任制正是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成为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在公有国家内，经济责任制与国家所有权紧密融合，使得其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公有国家的特性使得其法律不断地对组织加以宏观和微观的调控管理，经济责任制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与经济法完全融为一体。经济责任制本身是在经济法的理论、原则和价值观上建立起来的，它在公有社会内部，以制度的建设，实现了经济法的理念，它是公有社会中经济法的核心制度。

之所以说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的核心制度，是由于：

第一，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上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具体制度体现。责权利相统一作为经济法上的核心原则，强调经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受国家强制力的评价性，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各经济法主体对国家、对社会都负有义务（责任），必须首先尽责，责字当先。这一原则能够集中反映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要求，能够全面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它明确解释了经济法的本质，使之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区别开来，使经济法成为一个有着显著独立标志的法律部门。

经济责任制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制度，作为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仅是描述性的，从根本上而言，经济责任制的所有法律规范都要基于原则性法律规范来建立。当下级法律规范同上级法律规范相冲突时，应当遵循上级法律规范。

不可否认，经济法在其产生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源头，在私有国家内部，经济法出现的根本动机是维护公平竞争，保持自由的市场制度，限制垄断对于经济的消极影响，无论是美国的“谢尔曼法”还是德国的限制卡特尔法律规范的出现，其目的都是在于实现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在公有国家内部，经济法出现的动机则是实现经济管理的有序化，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尽管，一度在私有国家内，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使得经济法能动的实现国民经济管理有序化，但是事实证明，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条件，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从“战时经济法”、“统制经济法”到“复兴经济法”的发展，直至近日世界的经济合作主义，平衡协调的经济法的出现，市场制度对于国家和法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经济责任制无论是在公有还是私有社会，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在私有国家内部，经济法的核心原则体现为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而在公有国家，由于国家所有权的发达，使得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成为经济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因而经济责任制作为这一原则的体现，成为公有国家经济法的核心制度。

可以说，经济法的不同源头使得经济法在不同经济制度下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从而使得经济法的核心制度有所不同。但是在公有国家内，强调经济责任制是经济法的核心制度，并不突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性，而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将经济责任制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制度，正是通过对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纳入法制轨道，实现对公有组织的有效约束，使之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公平和自由的竞争。因而，在公有社会中，经济责任制同维护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联系的，通过在具体法律部门上的促进，使得经济法的两大原则并行不悖，共同实现经济法作为市场基本法的使命。

第二，经济责任制是与现代法律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是与经济法的出现及其调整对象紧密吻合的，它从根本上反映了经济法的精髓所在。

传统理念中的法律，实质上是在国家（政府）--私人之间的二元世界中建立起来的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欧几里德式"的演绎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分野极为清楚，从罗马法以来，由私法中发展出来的近代法律体系，试图采用"类科学"性质的法律体系来完成对社会事实的诠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越来越成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异化物，组织的发展迫使国家和个人的传统权利受到限制，组织对于个人的权利实现了限制，对于国家则越来越具有对话的能力[24]。组织的发展显然突破了传统法律的公-私的二元结构，打破了传统法律部门的结构，法律体系内部的“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

组织的扩大使得经济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家对于组织的态度，从限制和管制发展到今天的合作和引导，更为重要的是，组织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组织管理的发展，使得传统法律中的以个体为基础，实现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调整的法律制度不得不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组织内部法律关系的调整上。国家的角色的分离，政府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和科学化的要求，使得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经济民主与促进竞争，其精髓在于对国家管理和参与经济的有序化控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防止滥用职权”。经济法的视野也在不断的扩大，经济法一开始是作为对组织的钳制的手段出现的，随着人的认识和社会、经济生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使得经济法对于国家这个最大组织的行为进行调整。可见，理解组织的发展，是理解经济法的关键。

组织的出现是与经济的发展，与专业化、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组织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即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加强和组织一体化的出现，这以貌似矛盾的两个趋势，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专业化和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而组织一体化则节约了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这两个趋势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使得人的角色化和职业化更为突出；而组织的一体化使得其组织管理更为复杂，现代管理学从它产生至今已经经历的两次革命就典型的说明了这一点。经济责任制是同这两个趋势紧密相连的。分工和专业化使得经济责任制越来越强调责任的角色化，它实质上意味着将法律责任概念逐步实现积极化，依据不同职位和不同角色来确定职责，是法律对社会生活发展的一个回应。而组织的一体化则使得对组织管理关系的调整不仅仅局限于独立的法律主体内部，组织一体化、关联公司、集团公司、联营企业和跨国企业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使得单纯依赖于法人制度来确定组织这一原则力不从心，对这些组织体的法律调整，经济责任制的出现就是必然的。而经济责任制对这些组织的调整，正是在经济法的理念下完成的。

应当认识到，分工与专业化和组织一体化的进程，是合而为一的，任何对其偏颇的理解都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一种片面的理解，由此出发，市场同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经济责任制正是在这意义上，是以市场为基础而不是排斥和不兼容的。

公有制国家出现，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组织的这一特性，它没有采取私有社会那种将组织的发展与扩大视为洪水猛兽，对之采取一种又恨又爱的态度，而是自然的将其纳入了国家所有权的范围，因而经济法基于它对组织管理关系的调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加以调控，由此使得经济责任制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经济法的核心部门法律制度。

第三，经济责任制是克服激励困境的重要途径，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因而它在经济法的组织管理关系的调整中居于核心地位，由此决定了它在经济法中的地位。

经济责任制以组织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在公有组织内部以及公有组织之间实行经济管理，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激励手段的完善和发展。激励在广义上与管理是一致的，它是通过一定机制来对人的行为加以引导，良好的激励对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不可缺少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承认它也罢，不承认它也罢，它总是在无声无息地影响着经济系统的运转”。对于既定经济制度而言，自觉的避免和消除不利的激励因素，采取和创制有效的奖惩制度，对于经济效益以及经济个体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性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激励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与个人主义相联系的，它是由于个人对于私人目标或利益追求所导致的。因而，在公有国家出现之后，经济个体经济利益与经济目标的冲突往往使得组织利益与目标得不到实现，因而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来实现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引导，就是公有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激励与管理的统一性，使得经济责任制在公有国家的经济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

对于激励，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激励的提出和研究，往往局限于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因而经济激励往往局限于竞争性组织之中，我们认为，经济激励从根本上而言，是与组织和管理相连的，因而对于政府的经济管理而言，经济激励同样是极为必要的。对于我国这个行政属性极强，政府的经济管理无从约束的国家而言，通过有效经济激励来实现对政府行为及其成员行为的引导不仅有重要的意义，更是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良性制度变迁的必备条件。

公有国家存在着激励困境，它是指在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中，国家所有权的自益性权利和共益性权利不相兼容，它实质上表现为竞争性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即国家实现其共益权目标，则对竞争性组织的钳制加强，反之，若实现其自益性权利，则势必应当放松对竞争性组织的约束，而竞争性组织的管理往往类似于官僚层级组织，因而，经济效益无从体现，竞争性组织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势必是对国家所有权中自益权的侵蚀，使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无从实现，同时导致资产的流失。这就意味着，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济管理者的自益性权利和共益性权利在通过单一行政约束机制实现国家所有权方式中存在反比关系，以相互牺牲为代价。在宏观上，则形成“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它又表现为政府、银行和企业三者连带关系的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而，使得经济改革仅仅是一种增量式改革。激励困境，实质上是理解公有国家的种种弊端，以及经济制度变迁特性，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方式不合理，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对经济管理行为的有效约束，没有相应的分权式资源配置方式作基础，这两个基础条件的缺乏，使得公有国家激励制度不能实现对经济生活的有效调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权的难以实现，国家不得不采取“粗放式增长”、“通货膨胀式增长”等等现象，其根源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经济责任制同各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关系

作为经济法的核心法律制度，经济责任制同其他经济法律部门之间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说，经济法的每一个法律部门及其下属的法律规范，都包含有一定的经济责任制法律规范或其因素。

第一，经济责任制同国家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国家所有权实现方式从根本上而言，是经济责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涉及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无论是既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改革，还是依法掌握特定国有资产的机构，企业与其它主体合资经营公司企业，都离不开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制度”。同时，在国家所有权制度内部，国有资产的经营形式等法律规范就是经济责任制的内容，“所谓资产经营形式，是指用以落实企业法的规定，具体规范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保障双方权益的企业经营国有资产的责任制形式”。国家所有权的管理和实现要依赖于经济责任制，国家所有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它不能在法律仅仅保护其对于财产的“支配权”的基础上自己实现组织管理关系安排，因而它必然依赖于经济责任制对于组织管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国家所有权制度成为经济法的法律部门也是必然的。

国家所有权制度同经济责任制是不可分离的，任何离开经济责任制的国家所有权必将出现种种官僚主义、内部人控制等等弊端。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人，在国家所有权制度内，由于国家作为一个拟制体，它在现代国家必然依赖于科层制度（官僚制度）来实现，因而，无论是对于代表所有权的政府，还是享有经营权的竞争性主体，都具有追求自我利益的趋势，因而，要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对这些组织加以约束。经济责任制将责任放在第一位，强调法律上受强制的义务。因此，国家所有权与经济责任制是相辅相成的，是表里的关系。

第二，经济责任制与经济管理制度的关系。经济管理制度是经济法的重要制度，在政府已经日益参与经济调控和直接经营的今天，试图恢复纯粹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的，现代各国均采取了“混合经济”。国家采取主动式的经济管理也是经济法的根本所在，而国家一旦采取了主动介入的态度，就不可能回头。因而，经济管理是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政府经济管理的理论依据在于“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参与经济管理，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够将经济管理好，同时，政府的经济管理并不能代替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同市场应当是互补的。政府官僚机构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自然而然的以经济效益作为经济管理的目标。

应当看到，经济法中的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其中有关经济管理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构成了经济责任制中一般经济责任制的内容，我国的既有法制中，这部分的规范往往是通过行政法来实现的，因而，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责任制的确定是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完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