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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任何一种新学说的提出，必定是出于对现有理论框架的不够满意。因此，在讨论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波大的思潮以及相应产业政策带来的效果。
发展经济学的开端是在“二战”之后，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许多独立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开展国家建设。此时出现了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基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结构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发展现代化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结果如何呢？——那些采纳了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由大规模投资拉动的高增长后，大部分遭遇了经济危机，甚至长时间的增长停滞。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结果，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其归咎于市场失灵，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积极调配资源，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大力发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但是，事后来看，经济学界对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评价是“普遍失败”（Krueger and Tuncer，1982）。
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迎来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一思想诞生的背景是：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完善，同时政府干预较少；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存在普遍的政府干预，同时寻租盛行、腐败猖獗、资源配置低效。为了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新自由主义给出的建议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而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中倡导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以看作这一思潮的具体政策建议。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出发动机是好的，逻辑上也没有明显破绽，但事实却依旧残酷——采纳这些建议的国家大多遭遇了经济停滞或是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像预想得那样缩小，反而是进一步扩大了。
现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从上世纪60年代起，亚洲的经济发展可以用“风景这边独好”来概括——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同于以往发展经济学推崇的进口替代政策，亚洲新兴经济体凭借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路径，并逐步向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
一边是遵循传统发展理论发展面临的失败，另一边却是“亚洲四小龙”另辟蹊径取得的成功，在此背景下，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对以往发展经济学的扬弃，试图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给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由三大基石组成：1）“要素禀赋”。在新古典理性选择的范式下，新结构经济学从禀赋结构约束出发，将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化，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结构变化过程；2）“有效的市场”。市场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作用是保证一个准确的价格机制，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结构；3）“有为的政府”。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中应做到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及协调问题。下面我们一一加以讨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起点是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包括可得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构性约束。要素禀赋确定了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并内生决定了一个最优的产业结构。该国企业只有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企业也才具有“自生能力”。以往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失败，可以看作是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盲目模仿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展的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给定的经济体，其要素禀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会不断发生变化，相应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演变。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获得后发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而这一过程又会反过来促进禀赋结构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将进一步启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但是，如何保证发展中国家沿着符合比较优势的路径发展呢？这就需要一个正确的价格体系。原因在于当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发生扭曲时，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会自行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但是，这样一个能准确反映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下才可能存在，而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做不到，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及要素市场的有效竞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除了“有效的市场”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资源会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更高技术、附加值的产业中去。在此过程中，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对于这样的“试错者”而言，其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失败、成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能给后来进入者以有用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激励，才会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风险；第二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与否，并不完全由自身能力决定，而是依赖于多种配套的制度安排，例如相适应的金融、法制、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此外，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这些软硬件环境的改善，都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统筹协调，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与“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
相较于“旧”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与传统的结构经济学存在看法上的分歧：首先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建议不同。尽管“新”、“旧”两种结构经济学都肯定政府应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具体方式上，两者建议截然不同：传统的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应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或是价格扭曲，推动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外部性及协调问题。
其次，针对发展中国家在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两类结构经济学对其根源也有不同见解：传统结构经济学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而市场失灵的来源又可能是垄断力量的存在、要素流动的障碍或是劳动力对价格信号反应的滞后等。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以推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其本质原因在于这违背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要素禀赋所内生决定的。
第三点主要差异，体现在对国家的划分方式上：以往结构经济学倾向于以“二分法”来划分国家，即：“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不同于这种离散的二分法，新结构经济学将各国置于一张连续频谱上，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连续过程，而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能够调整到对应阶段内的最优经济结构。
最后，在经济管理的工具上，双方也给出了不同药方：旧结构经济学倾向于政府干预，具体形式可以是广义的贸易保护、金融抑制、国企扶持等；但新结构经济学则将“进口替代”视为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待产业政策
结构主义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产业，这一指导思想最终带来了大面积的经济停滞。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这些所鼓励的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来说太过超前，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
实际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如此，包括发达国家在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政府都失败了。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多是为了赶超目的而去支持过于先进的产业；而在发达国家，则主要出于就业考虑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
当产业政策与一国比较优势背道而驰时，不可避免地，政府就必须保护那些重点扶持行业中的企业，具体形式可能是：允许垄断经营、压低利率、高估本币或是限制原材料价格等。伴随这些扭曲政策而来的会是一系列恶果，包括：资金、外汇、原材料短缺。同时，政府指令式的干预模式还会造成资源错配、寻租腐败猖獗，这都将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格局。
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的失败大多都是因为违背了一国的比较优势，而随之而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都可以看作政府为了维持本不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生存，而不得不实行人为干预所造成的扭曲。
新结构经济学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
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已经用失败的教训告诉了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脱离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选择上盲目模仿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与发达国际的技术差距，认识到在某些禀赋结构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通过前沿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是可能的。但是，想过多依赖前沿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至少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更可行的是要推动要素结构变迁。
新结构经济学给中国未来发展的第二点重要启示是——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发力，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发演化，产业升级速度会比较缓慢，效率可能比较低。较之于处于技术前沿边界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够更加“有为”的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较为清晰的产业升级图景。这表明，政府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能够做增长甄别，同时通过解决外部性和协调等问题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技术逼近前沿边界，政府对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的认知能力会大大降低，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引导作用也随之失效。
第三、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阶段对应的要素禀赋不同，相应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变化，因此，各地政府应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产业结构变迁——某一时点上最优的产业结构并不总是最优的。
针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状，如何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进一步向高端升级，实现可持续增长，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此时应该是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的时候。依据现有产业与国际技术前沿差距，中国目前的产业可分为五种。对于这些产业，政府所应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也各异。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代表性产业包括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等。在这类产业上，中国现有技术、附加值，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类产业水平，处于追赶阶段。
对于追赶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给出的建议是：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对所在地的合适企业予以支持，并鼓励优质企业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即使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各地政府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提供便利，例如，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直接利用海外高端人才资源推动技术创新。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代表性产业包括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这类产业的特点是产品、技术已经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下一步发展必须依靠自主研发。而自主研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二是相应“基础科研的突破”。对于前者，企业可以通过申请专利自己负责，无需政府过多干预。但对于后者，基础可以的投入、风险都很大，并且产品多属于公共品范畴，对于这类自主研发，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地领先型产业的企业与科研院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以资金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此突破的基础上再各自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实现规模效应。
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中国还有比较优势，但是产能有富余的产业。前者的代表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对于此类产业，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其中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品牌、研发，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退出型的第二类产业包括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这些行业技术、设备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目前存在明显产能过剩。对于这些产业，政府可以做的是鼓励相关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消化中国过剩产能，也满足其他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实现双赢局面。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代表产业是通讯、信息类产业。此类产业特征是人力资本要求高、研发周期短。中国在这类产业上拥有国内市场规模达、科技人才储备多等优势，因此，政府可以在提供创新孵化基地、完善产权保护、制定优惠的人才、税收政策等方面助推弯道超车产业的发展。
第五种是战略型产业，代表产业包括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这类企业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研发周期长、投入要求大。从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要素禀赋条件来看，中国在此类产业中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在不存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的话这些产业很难发展起来。但考虑到这些产业事关国防安全，因此以往政府的做法就是通过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来实现针对性补贴。但正如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另一要义——“有效的市场”，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才会被消除，因此今后可以改为由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
学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商榷意见
迄今为止，“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学界及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但是，其中也不乏质疑声。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对于“有为政府”的看法。“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应在克服外部性、协调投资、甄别潜力产业等方面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这背后隐含的假设是政府是“无私的”，不偏向于任何利益集团，并且在知识收集、信息处理上具备较强能力。但事实是，政府治理能力低下，腐败、寻租猖獗，这类问题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问题。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政府能力的设想过于理想化了；第二，如何看待“制度”这一要素。“制度”究竟应该被视为某种外生禀赋，还是与经济发展阶段休戚相关的内生变量？这一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也没有得到清楚回答；第三，新结构经济学还面临诸多有关执行细节方面的质疑。例如：如何在制度层面保证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左右？此外，新结构经济学反复强调要素禀赋动态变化，这就要求最优产业结构随之演变，但是，调整的具体时点如何选择？要知道，任何一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伴随着劳动力跨行业、跨部门转移成本的，这个过程可能造成短期内严重的失业问题。如果将整个要素禀赋的演化过程视为一张连续频谱，政府究竟应在何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或是确定新的扶持产业？
求近五年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书，一定要是近五年的
近五年关于经济学的论文那你一定要看《十年来的新经济学》，2015年出版的，本书是汇集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演讲稿出版的。托宾所谓的“新经济学”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新古典学派的综合”。 本书反映了新经济学在政策目标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基本内容，美国政府实行新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和由此引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美国经济学界的争论以及新经济学的发展趋向。
最早对金融化发展提出疑虑的经济学家是谁
最早对金融化发展提出疑虑的经济学家是托宾，美国人，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香槟。。
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
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其他领域，能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名词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居然有“托宾的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四个之多。这不仅在经济学界是奇迹，在其他领域怕也不多见。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托宾写了一系列关于当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名为《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托宾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在经济计量方法、风险理论、家庭和厂商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实用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他最突出的研究贡献是金融市场理论中的资产选择理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即传动机制分析。前者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作为对付风险的行为的流动偏好》一文中提出的，后者是在他1952年发表的《资产的持有和支出决定》、1968年的《建立金融模型的陷阱》（与别人合写）和1969年的《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等论文中提出的。这些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主要论著。七十年代以来，托宾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1年），《新经济学的过去十年》（1972年），《增长过时了吗》（1972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1982年）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这是一种困境。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科斯的答案比较简单，这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法，而不是一般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法，这个理论方法来自于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连贯的运动，而不是静态的，传统经济学运用的是静态分析法，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作为二十世纪经济学一支突起的异军，新制度经济学它的起点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之后几十年间，尽管有奥利弗·威廉姆茨等经济学家呼吁人们重视这个方法，但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社会的成本》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康芒斯、范博伦等老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的批判多是从社会道德伦理，科斯认为此举降低了自身的价值作用，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过少。
发布于 2022-09-24 15:57:27 回复
发布于 2022-09-24 16:48:4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