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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2016年经济形势怎么样？会不会还跟今年一样
• 2、国际经济形势
• 3、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走

2016年经济形势怎么样？会不会还跟今年一样

前瞻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

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

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

综合权衡，从2015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5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

2.投资增速将跌破10%。

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6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5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

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

2016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6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

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

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5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

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

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

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

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3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

“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6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

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

回顾2013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5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6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

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6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

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

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

因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

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

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6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

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

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

总体上看，从2016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

国际经济形势

2016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特征及趋势明显。

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今年世界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虽然在各国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减，世界经济贸易自2012年以来重新回落至4%以下的低增长，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1%和3.2%，预计2016年将分别增长3.6%和4.1%。但从去年4季度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看，今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难以明显回升，多数研究机构和国际投行预计今年仅有0.1~0.2个百分点的微弱回升。总体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展望，2020年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年均增速分别难以超过4%和5%，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

二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进一步分化。自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消费、投资、出口和房地产形势明显好转，失业率已降至5%以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速缓慢，通缩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不少制约。虽然金融危机后3大经济体都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支持经济复苏，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滞缓，而美国同时还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加大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同时还面临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通胀上升压力，其他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惟有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可能加大。由于全球经济走势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甚至背离。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进程，预计今年仍有两到三次加息行动，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在实行量宽政策支持经济复苏，由此导致的美元资产收益率上升和美元汇率走强将引发国际债市、汇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调整和波动，特别是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和美元资产，将使得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重创的资源出口经济体更加雪上加霜，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有可能在债务过高的经济体诱发偿债危机，进而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稳定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加大会进一步制约世界经济复苏。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在经历了10多年的超级大牛市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陷入供大于求、价格大幅回落的窘境。目前，国际油价已跌落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与金融危机前高点时的每桶145美元相比下跌幅度高达79%，铁矿砂、铜、铝、锌等的价格跌幅也都高达40%以上。由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产能规模大幅扩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位徘徊，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难以改观，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愿减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将继续施压大宗商品价格，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国际投行纷纷预测，今年石油价格很可能跌落至每桶20~30美元区间，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有5%以上的跌幅。虽然地缘政治动荡和市场投机有可能在短期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但难以改变价格疲软下跌的基本走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五是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随着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移动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物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更多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分工明确、规范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而成为主流，国际分工方式也面临变革。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范围，不仅为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设立了新标杆，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门槛，而且会逐步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体系和结构继续发生改变。面对新兴大国的加速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既有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凸显，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上升。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局势、美俄关系、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欧洲难民问题、朝核问题、伊朗导弹问题等，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见的新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也因此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总体看，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外部发展环境有望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我国继续发展。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带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状况短期难以改观，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也在增多。

对中国经济五大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既导致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也为我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带来新契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去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已连续4年未完成预期目标。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今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二在科技产业大变革背景下，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发展进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若不能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会面临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三是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变化和价格回落，既有利于我国降低进口成本和增加能源资源进口，但也会加剧上游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无论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会增加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宽松和价格低位运行，总体上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发展成本。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换档减速、需求扩张放缓、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供应增多和价格大幅下跌也对我国能源资源开采加工等上游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生产者价格的持续回落也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去产能、降成本压力增大。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既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带来难得机遇，也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带来挑战。去年10月，美国主导的有12个亚太经济体参加的TPP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设立了新标准，对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演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就必须主动参与推动多边经贸规则制定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五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也扩大了我国在大国关系动态博弈中的回旋余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向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等更广泛领域传导，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恐怖主义出现新回潮，热点敏感问题频发。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既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应对和管控风险，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赢得发展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走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消费形势分析

消费、投资、净出口，通常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首先看消费。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较上半年回升0.1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

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2.15万亿元，同比增长34.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0%。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但是，受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及通货紧缩的预期等抑制消费增长因素的影响，预期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小幅回落，增速缓慢下行。

与此同时，我国消费结构发生着变化，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西部地区的消费增速将有所提升；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以及网络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互联网消费增速仍将显著快于传统渠道的消费增速；农村商品流通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网络购物的普及，农村消费增速将继续领先于城镇消费增速；在高档商品、高端餐饮消费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大众化商品和大众化餐饮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休闲旅游、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将越来越受到青睐。

投资形势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39.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较1—8月份的累计同比增速下降0.6%，显示了较大的下行压力。

特别是1—9月份第二、第三产业投资累计增速比1—8月份累计增速分别下降0.5%和0.7%。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7.05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2.59%，比去年同期下降10.5%。

政府投资占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所下滑，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为9.1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18.07%，比去年同期下降2.88%，比1—8月份下降0.72%。

其中，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滑至1.8%，增速比去年统计下降23.3%。受经济前景不甚光明、产能过剩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6年我国仍将延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下行的态势。

净出口形势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8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7.9%。其中，出口10.24万亿元，下降1.8%；进口7.63万亿元，下降15.1%；贸易顺差2.61万亿元，扩大82.1%。与此同时，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值比重达到54.9%，较去年同期提升0.5%，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前三季度，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量增长8.8%；成品油进口量增长4.7%；大豆进口量增长13.1%。同期，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1.6%。其中，铁矿砂、原油、成品油、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大。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1.2%，跌幅明显小于同期进口价格总体下跌幅度。进口价格的下跌，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2016年，受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预期我国进口规模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速增长，主要原因包括：国内生产配套进口需求下降、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需求减小、国内投资增速回落等因素。同时，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将呈现增速将从高速转为中低速状态。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方式不断优化，一般贸易占比将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将使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得到提升。

产业形势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速继续高于第二产业2.36个百分点，比去年统计高0.48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6个百分点。预期2016年，这一态势将会持续。

不仅产业结构调整向好，而且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效果明显，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2015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累计同比增长达31.25%，与之相关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为17.04%。在国家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及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未来信息化领域的投资占比将逐渐提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经济将快速发展，并将带动相关产业的改革，提高经济整体活力。与此同时，制造业升级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战略新兴产业等战略规划的逐步实施将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预计2016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仍将继续向好。

事实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带动下，一批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型材料、机器人产业、卫星应用、3D打印、现代服务业、网购与快递业、生物和健康服务、现代农业等蓬勃兴起。尽管这些产业目前在经济中的比重尚不太大，但其生命力强，发展速度快，发展前途不可估量。目前很多传统产业在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等推动下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例如浙江省湖洲知名的吴兴区童装生产基地引进机器人后，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每个机器人8个小时可裁剪2万件服装，相当于10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机器人裁剪服装的质量较人工更好，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该地区童装的国际竞争力。

总体而言，2016年是我国执行“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我国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宏伟目标”的关键一年，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革之年、创新之年和转型之年。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在给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值之前，首先给出对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走势的定性判断。

（1）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继续小幅回落，下行压力较大。预计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比2014年下降0.4个百分点。2016年GDP增速为6.7%左右，比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降幅略有缩小。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GDP增长，经济增速将会下降。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世界各国GDP增长率资料，2013年高收入国家GDP平均增长率为1.31%，中上等收入国家为4.64%，中下等收入国家为5.05%，低收入国家为5.78%。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愈高，经济增速将会较低。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如日本1955—1973年经历高速增长。1961—1973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1974年为转折年份，1974—198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7%，1981—1990年经济年均增速约为4.4%，年均增长率比1961—1973年分别下降6.1%和5.4%。新加坡1960—1995年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8.36%，1996年为转折年份，1996—2014年年均增长率为5.31%，比1960—1995年下降3.05%左右。这些国家高速增长后通常都转为中速增长。中国的特点是高速增长阶段以后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仍保持在6.0%—7.0%。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

（2）经济增速的变化来自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将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和较多依靠出口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同时三驾马车全面驱动。如2006—2010年我国GDP增长中投资的平均贡献率高达57.8%，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8.4%，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预计2016年及以后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将进一步上升，逐步提高到70%左右。

（3）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GDP中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如2010—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5.8%左右。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70%左右，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2011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7%左右。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速为8.4%，远比第二产业增速（6%）和第一产业增速（3.8%）高，预计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将占GDP51.5%左右。2016年我国仍将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的比重将继续上升，预计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将占GDP52.5%左右。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也主要依靠发展第三产业来解决。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预测2015年全年GDP增速为6.9%左右，2016年GDP增速为6.7%左右，高于为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年增速6.5%的最低值。预计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上半年GDP增速为6.5%左右，下半年增速为6.8%左右。预计2016年年中我国经济将企稳回升，全年经济发展比较平稳。

从三大产业来看，预计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约为3.6%，比2015年降低0.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2016年粮食可能减产造成的；预计201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为5.4%，较2015年降低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8.6%，比2015年提高0.1个百分点（表3）。

从三大需求来看，预计2016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2%、38.5%和1.3%。和2015年相比，2016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速的贡献有如下三个特点：

（1）预计2016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2015年有明显上升，由58.6%上升到60.2%，提高1.6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0个百分点；

（2）预计2016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8.5%，较2015年下降1.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

（3）预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较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风险

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需要维持在6.5%以上，即中国经济仍需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要求。这一要求需要在“十三五”时期尽快实现经济增速软着陆，开拓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中国经济增长企稳。为此，需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风险，让经济尽快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

（1）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植根于全球经济的过剩问题的大背景下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轮产能过剩问题。但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中这些过剩产能找到了全球需求的巨大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的负向冲击让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是相对的过剩，即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过剩，或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导致了价格下跌和企业的利润下降，持续的产能过剩必将以企业破产清算告终，这将带来失业和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解决需要“开源节流”：一方面，需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新的需求，这也是促进消费和“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初衷。但需要认识，这些新的需求必须是真实收入支撑的需求，而非货币信贷造成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更有效率的产能，让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好地匹配。

（2）杠杆率过高与潜在系统性风险过大。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稳定且良好运行的金融系统是支撑宏观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但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据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规模高达36.8万亿，占GDP比重为57.8%；居民部门负债23.2万亿，占GDP比重为36.4%；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94.93万亿，占GDP比重为149.1%，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为78.33万亿，占GDP比重为123.1%。过高的杠杆率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更容易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3）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了经济效率，也决定了生产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定价模式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投资，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初级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一资源配置方式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不足，一方面，重要生产要素并非由市场定价导致了价格低估，相当于长期进行隐形补贴，这使得经济越来越向资源密集型发展，也是导致当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小微企业、服务业等的融资成本高。这进一步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政府放开竞争性产品的定价，并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让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社会成本，此外，应该推进更公平、更平等的融资手段，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差别准备金等宏观审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实现更高效的经济增长，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这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配合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只有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更好的资源配置，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