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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
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
二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
三
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2017国际收支逆差对经济的影响
2017国际收支逆差对经济的影响
国际收支逆差也被称为国际收支赤字，是指某一国在国际收支上支出大于收入。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国际收支逆差对经济的影响，欢迎大家阅读!
近年来资本和金融账户波动几乎主导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变化。外资外撤和内资外流导致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扩大。2014年之前，持续的资本流入是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资本流动出现了逆转，主要原因是外资外撤，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主要是其他投资负债的减少。而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流入也自2015年开始逐步减少，从而成为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16年二季度以来，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主导因素由外资外撤逐步转变为内资外流，主要表现为其他投资和证券投资资产的快速增加，而负债则趋于稳定。
国际收支反映外汇供求关系，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国际收支逆差意味外汇供小于求，导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人民币持续贬值导致人民币资产价值缩水，增加国内投资下行的压力;而且贬值会进一步强化贬值预期，增强全球投资者抛售人民币资产的动机，导致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从而形成“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外流压力加大—贬值预期再增强”的循环。2015年以来，中国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走势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由2013年的4943亿美元大幅降至2014年的2260亿美元，2015年则变为逆差1547亿美元。国际收支差额的逆转性变化是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的主要原因。
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影响已成重大挑战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加剧产业空心化。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定程度的脱节，非实体经济聚集了过多的发展资源。国际收支逆差导致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资本外流压力持续加大。加之国内实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以及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大力推动产业资本回归美国，无疑会推动中国产业空心化发展，拖累制造业转型升级，削弱增长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
国际收支逆差带来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了民间投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增速骤降与宏观经济下行、市场风险上升、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投资回报率降低背景下民营企业对盈利前景和信心不足密切相关。但以上这些理由似乎难以充分解释，为何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突然大幅下滑的现象。事实上，上述状况在2014-2015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骤然下降应该还有新增因素的影响。国际收支逆差明显扩大所带来的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和不断增强的贬值预期应该与此有关。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以及之后的振荡贬值，使民间资本形成了较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心理。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阻碍产业梯度转移。在东部地区人工和土地成本持续大幅上涨背景下，引导加工贸易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而且有助于整体经济结构调整。但在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相互促进下，产业可能直接转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在避险需求和套利需求增强背景下，即使产业出现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发生转移的可能也是空心产业。
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持续贬值可能再度引发股票市场动荡。资本外流压力和人民币贬值预期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退，避险需求和套利需求将持续存在。一旦短期贬值幅度过大，尤其是再次出现一次性大幅贬值，不排除在市场恐慌情绪带动下，短期资本大规模外流，从而出现股市、汇市联动杀跌效应，造成资本市场大幅震荡。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开放度提高条件下，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风险加大，容易促进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和形成恶性循环。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可能成为妨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拦路虎。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经济起飞初始条件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但最终却走向经济停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际收支持续恶化与汇率大幅贬值和资本大规模外流相互促进、相互强化。
多管齐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既不能轻视资本存在大规模流出压力，当国内需要加大投资的关键时刻，眼睁睁地看着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大规模外流;也不能就事论事地从外汇市场角度考量人民币贬值，不顾贬值对人民币资产投资的削弱效应，在市场汇率已经很接近合理均衡水平时，任凭非理性的市场力量大肆做空人民币，甚至还要实施“一次性贬值到位”;更不能对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的相互加强及其危害视而不见，盲目乐观而疏于应对。
1.有针对性地促进资本流动走向基本平衡。汇率是外汇的市场价格，自然由供求关系决定。资本流动会影响市场外汇供求关系，从而决定汇率变化，尽管汇率形成预期之后会影响资本流动。未来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是资本流动基本平衡。当然，汇率基本稳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在合理均衡水平随市场供求上下波动。
应理性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根据目前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实际状况，全面开放资本和金融账户是一项高风险的操作。未来的开放，宏观上应审慎，微观上应稳健。但不能矫枉过正，更不宜笼统地提“加强资本管制”。资本流动会影响外汇供求，资本管制势必扭曲外汇市场供求关系，难以真正实现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也难以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采取非对称的资本流动管理，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所谓非对称管理即对外汇流出管理偏紧，对外汇流入管理偏松。从中国资本流出压力较大的现实看，有必要进一步开放境内市场，适度加大吸引资本流入的相关政策。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力度、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开放力度、适度扩大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向外资开放的力度、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进一步放松外汇流入限制措施等。
未来在资本流动相对平衡、市场条件逐步好转后，可逐步从非对称管理转向对称管理，这不仅是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必要条件，也可避免由于特定时段资本集中外流可能引发的金融市场风险。为有效稳定市场，防患于未然，境内外监管部门应就联合干预市场的条件、时机、方式以及成本分摊等事项事先协商确定。
2.有效管理市场预期和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尽管人民币汇率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但目前市场汇率已基本接近均衡水平。从历史比较来看，2001-2005年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低估，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均衡汇率”则存在一定的高估。2016年以来，尽管人民币汇率仍存在小幅高估，但已基本接近均衡汇率水平。
当然，有关人民币的“均衡汇率”究竟处在何种水平，难以形成共识。均衡汇率水平只有在外汇市场充分开放条件下，通过市场长期运作之后才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平衡点。但基于历史对比、理论分析和经验考虑，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接近均衡汇率水平。但汇率受非理性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超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波动幅度逐步扩大，而离岸人民币汇率波动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就必然存在不小的随机性。加之投机力量的推波助澜，很容易形成剧烈震荡。2015年“8.11”汇改后的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便是例证。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有效管理贬值节奏。在市场非理性行为的作用下，一次性大幅贬值及短期内快速贬值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贬值预期。因此，有必要将人民币年度贬值幅度控制在金融资产平均投资回报率上下，避免再次出现一次性贬值及过快贬值。但可以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下顺势逐步贬值，阶段性地双向波动。采取适度控制贬值节奏的策略，同时辅以外汇市场适时合理干预以避免大幅度贬值，推动市场预期分化。
未来应谨慎推进和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当前的内外部环境并非持续快速推进汇率全面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可以考虑继续通过调节离岸市场人民币的银根来掌握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适时抬高做空投机者的成本，从而有效调控市场。
“参考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双参考定价模式，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这种新的机制也可能易受国际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影响，容易导致非对称贬值，尤其是在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的条件下。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定价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3.保持经济增长稳中向好和实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经济中高速增长、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政策合理是汇率和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基本面。只有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货币金融稳定，才有可能形成境内投资较高的回报率，保持中外利差在合理水平上，促进境内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吸引境外资本合理流入，改变资本过度外流局面，最终促进人民币汇率走向基本稳定。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当力度，实施多方面稳增长政策。投资下行压力较大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应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高等问题的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营造不同投资主体一视同仁的公平投资环境。在充分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服务业发展和消费增长，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出大量助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项目。
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在经济增速下行、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货币政策应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实施，总体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
应尽快建立系统性金融稳定机制，提高对金融危机的预警和防范能力。要从战略高度和国家层面部署和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建议继续有效发挥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的关键作用，促其一定程度的常态化，赋予其适当的风险管理的决策权力和管理职能。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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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正酝酿出台新一轮激发民间投资举措吗？
民间投资增速在6月达到高点后已连续两个月回落。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和民营企业表示，目前民间投资意愿普遍较低，四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料继续放缓。他们认为，去年以来，国家出台的多项政策对促进民间投资起到积极作用，但有些政策尚未细化，一些“隐形障碍”仍然存在，民间投资面临掣肘。
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研究制订系列方案，在降低民间融资困难和风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提高PPP项目落地成效等方面酝酿出台具体措施，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增速料继续趋缓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在经历短暂回升后再次出现回落，8月当月民间投资增速降至3%，连续两个月回落。
“‘价升量缩’，基础不牢，是民间投资增速在短暂回升后继续回落的原因。”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趋稳态势，加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PPI增速出现由负转正走势，促使民间投资增速见底回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轮经济回升过程中，需求虽有回暖，但工业品销量几乎没有增加，工业品价格却飙升很快。这是由于在供给侧改革约束下，量的弹性让渡于价的弹性。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对工业生产形成限制，产量并未随着需求转暖而上升，供给不足导致供需缺口扩大，表现为价升量缩。
投资意愿低是导致民间投资回落的另一原因。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目前国内经济增长平稳，海外需求恢复，但民营企业对这种向好趋势能否持续没有太大把握，因此，投资相对谨慎，投资意愿不高。
李迅雷认为，投资意愿低是需求不足所致。“需求分两个方面：融资方面，即市场配置资源与政策供给资源之间存在偏差；消费方面，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普通消费需求不足和奢华消费比重过高问题。现在要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只有通过加快各个层面的改革步伐才行。”李迅雷说，基于上述分析，可以预判，未来民间投资增速将继续趋缓。不过，近期央行出台的定向降准政策和大力推行的普惠金融，将为中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平台和融资条件，对民间投资缓中趋稳有一定作用。
另外，章俊表示，前期融资支持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民营企业在融资等老问题上没有感受到明显改善，也造成民间投资增速回落。
老问题仍存
去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促进民间投资。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民营企业表示，这些政策对提升企业投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制约民间投资的一些瓶颈仍然存在。
“融资依旧难。”湖北一家民营冶金材料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企业规模小，除了用自己的私人房产抵押贷款外，没有其他融资渠道。虽说政策出台较多，但银行贷款门槛对企业来说仍然过高，资金基本贷不到，投资自然减少。
除融资难、融资贵外，民间投资依旧面临一些老问题。6月至8月，国家行政学院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第三方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制约民间投资的“隐性障碍”仍然存在。民营企业在进入电力、军工等领域时要求具备较高的业绩经历和资质许可；在申请办学、办医时对教师数和医师数的要求有互为前置之嫌。另外，企业运营成本仍然偏高，土地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各种评估、评价、检验、检疫、检测等名目繁多，收费偏高。物流总费用占比过高，交通罚款不够规范。此外，有些政策落实不到位。有些政策过于原则、不易落地；有些地方落实中央政策缺乏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有些优惠政策手续繁琐、办理效率低。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表示，政府在减少市场准入的“隐性障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政策可操作性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细化措施将出台
“虽然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对实现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不大，但如果2018年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则稳增长压力肯定会增加。”李迅雷说。
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破解融资难题、为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融资服务等10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方针和政策要求。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日前透露，国家发改委将对照《指导意见》加强督导检查，并组织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清理核查和政务失信专项治理两个专项行动。此外，发改委将狠抓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及国家行政学院开展的第三方评估落实工作，抓紧研究制订整改落实方案并加快整改进度。
据记者了解，目前发改委等部门已经开始研究制订系列方案，细化激发民间投资各项具体措施，相关政策会陆续出台。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政策措施或采纳国家行政学院第三方评估报告建议。例如，在降低民间融资困难和风险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出面成立民营企业投资基金和政府性基金，专门针对民营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在提高PPP项目落地成效方面，将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对于社会资本兴办非营利性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给予与公办机构同等的支持等。
发布于 2022-09-12 15:24:08 回复
发布于 2022-09-12 18:41:42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