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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四小龙”，晋江靠什么?
据媒体报道，在出炉的2020年全国GDP百强县榜单之中，福建晋江位列全国百强县第四名，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四小龙。此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发酵后，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网民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部分网民们认为，福建省泉州市正是以其县域经济的发达使得其成为了福建第一经济大市，县域经济的经验可以在广大地区进行开展；也有部分网民认为，县域经济它所面临的是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因此若想让县域经济继续繁荣，则需要找到其自身的特色。那么晋江是靠什么可以跻身县域经济四小龙的，接下来笔者将讲一讲自己的看法。
一、理念上爱拼才会赢
晋江坐落于福建省，福建作为一个八水一田一山这样的险峻地形之内，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并不优越，在海洋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福建一直是作为兵家不争之地，而广大的福建人便是秉持着爱拼才会赢的这样一种精神，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从事商业活动，让这块儿贫瘠的土地并不贫瘠，而晋江它坐落于福建，晋江人便也是以这样一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来打造自己的商业场域，在晋江有着安踏、特步等众多知名品牌，这也是晋江人拼搏的体现。
二、众多品牌与时俱进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现过众多的知名品牌，但是有很多知名品牌因为他们并未与时俱进，一味地通过营销促销来扩大规模，而最终迎来的只是规模萎缩甚至是破产。但是在晋江，尽管它坐落于县城这样一个并不发达的小地区。但是它的众多品牌却与时俱进，以安踏为例，在安踏的发展过程之中，始终对标世界上的知名运动品牌，更新其理念以及制作方式制作外观，使得它现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运动品牌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正是这样的与时俱进，让晋江得以跻身全国县域四小龙。
三、产学研一体化
在一所县城很少会有知名大学，但是晋江却将高等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引进了以福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为代表的众所知名高校，并且通过产学研的一体化，不仅为晋江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而且也通过高新区为晋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学研一体化让晋江的发展可持续化。
四、拥抱新兴技术，走上发展快车道
而晋江一直积极地拥抱新兴技术，如在当前5G正在全面铺行的语境之下，晋江已经实现5G加制作这样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已经提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晋江正深刻领悟到了此种精神。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即长三角、珠三角、温州、苏南四种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在苏州经济中，外资一直是发展主力。在苏州新加坡开发园区的示范带动下，苏州掀起了一阵园区经济热潮。有一个在当地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在深圳一个椰子掉下来会砸到4个总经理，而在苏州，你往四周一指每一处都是开发区。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苏州人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如今，中方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控股权，学到了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经验。苏州的工业也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据统计，苏州市2005年GDP达到了4026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五。然而，与这些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由此，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表示，外资的大量涌入对苏州的经济增长、人气积聚、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州经济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许多城市。说苏州是“只长骨头不长肉”难免有失公允，但必须看到，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相比明显落后。多年来，苏州一直是苏南集体经济的典型，承受着比别的地方更大的“保红旗”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养料和生存空间。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苏州模式”的弊端无可回避，转变势在必行。 2003年，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近两年，苏州经济发展出现了外资与民资双轮驱动的新局面。据苏州市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个体私营投资达到354.12亿元，首次超过外资，跃居各种投资类型之首。科技创新在苏州也有了很大起色。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投入上百亿元，建设了国际科技园、独墅湖高等教育区、风险投资基金等科技创新载体，相信会有好的收效。从“东莞制造”走向“东莞创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这一形象的说法曾令东莞人颇为自得。20多年间，东莞发展成为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外贸总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东莞的发迹是“天时、地利、人和”之说的最佳版本。东莞毗连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侨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近百万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享有投资优惠政策的大陆沿海地区转移的第一次浪潮，东莞成了外商们在珠三角的首选之地。东莞的成功源于“三来一补”：通过由东莞提供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承接。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东莞经济的大发展，但如今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已接近极限。东莞的外源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产品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份额。比如，一个鼠标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24美元，渠道商能赚8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而贴牌加工厂商只能赚0.3美元。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生产总值每增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土地。如果按此速度计算，十几年内东莞的土地后备资源将消耗殆尽。东莞的困境是珠三角乃至全国先发地区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其转型无疑也备受瞩目。东莞市委常委江凌说，在过去20年里，是外来资本选择了东莞，东莞抓住了机遇，如今东莞要自己选择外资。从“引资”到“选资”一字之差，体现出东莞现在看重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东莞还提出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同时，科技也正加速取代资本和土地而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位于东莞常平镇的高宝集团建立了全国首家镇级博士后工作站，斥资近亿元建成全国一流的实验室。从今年起，东莞市财政每年将投入不少于10亿元，连续5年共投入50亿元以上，资助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等，打造科技东莞。晋江告别简单集群模式 1994年，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讨会上，当晋江与温州、珠三角并列作为中国乡镇经济发展典范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一个县级市发展经济的“标本”意义究竟有多大？12年过去了，晋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一个集群中的关键性企业被喻为第一粒树种，一旦入土，就可能长出一片森林。浔兴拉链就是一颗这样的“树种”。20年前，浔兴拉链从1.6万元起步，1995年组建集团，2002年成立SBS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集模具开发、拉链生产、电镀、染色为一体的拉链专业化公司，有200多家企业为之配套，形成了产业集群，如今产值已达10亿元。以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路子，就是今日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版“晋江模式”。在晋江，这些集群共聚集企业6000多家，年产值60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0%以上。“晋江模式”的带动效应，令产业集群风一度在中国东部地区盛行。 “晋江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无缺。晋江经济能有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民营企业，而这里的多数民营企业仍面临三大“软肋”：家族式经营、科技竞争力较弱和缺乏品牌保护意识。而且，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产品品质和市场规模就将进入平稳期，也就意味着停止增长。这就是如今晋江人面临的难题。于是，精明的晋江人开始走另外一条道路。晋江企业家深谙品牌的力量。从仿样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打响自有品牌，晋江逐步塑造出“品牌之都”的雏形。晋江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7枚、中国名牌产品24项、国家级品牌63个。晋江企业擅长以明星代言、媒体广告来打造品牌，近年来每年广告投入高达7亿多元，有人戏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成了“晋江台”。同时，政府也在设法促进“晋江模式”新的变革。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说，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群告别简单的“扎堆”聚集阶段，开始依托自身优势品牌引入新的经营模式。政府还将大力促使企业从家族体制走向股份合作制，通过资本纽带形成新的集群。
晋江模式的晋江精神提出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应该将“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与当时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并列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晋江是唯一以县域经济形成的模式。
1988年，费孝通在与罗涵先合著的《乡镇经济比较模式》中写道，“晋江模式”概括地说就是“内涵于广大晋江侨属中的蕴蓄深厚的拓外传统和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
1994年12月，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家把晋江模式概括为：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三种模式被认为分别以集体经济、引进外资和个私经济为主 。
福建省晋江市是个怎样的城市
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与金门仅隔5.6海里。全市陆域64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21公里。现辖6个街道、13个镇，共386个行政村（社区）。本地人口103万，外来人口常年保持在70万左右。“十户人家九户侨”是晋江最富特色的人文现象，侨胞和港、澳、台同胞200多万人，号称“海内外300万晋江人”。1992年撤县设市，2001年被福建省列为中等城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分别居全国百强县（市）第17位、第6位，经济实力连续14年保持“福建省十强县（市）”首位。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大力弘扬“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的晋江精神，充分发挥侨台优势，解放思想、爱拼敢赢，从“三闲”（闲人、闲房、闲散资金）起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过渡，走出了一条依靠民营经济和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以发展产业集群来提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路子。晋江模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四大模式（晋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之一。1978年至今，晋江经济总量翻了8番多，相当于平均三年翻一番。其中，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978年为1.45亿元，2006年为492.5亿元，年均增长17.5 %；财政总收入1978年为1500万元，2006年48.6亿元，年均增长22.1 %；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107元，2006年为8068元，年均增长16.7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民营经济发展日益成熟。全市现有一般纳税人资格企业11953家（外商投资企业2194户、内资企业9759户）、个体工商户12936户，只有10多家国有企业（其中国有工业企业4家）。2006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产值107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7.3%，国有工业企业产值仅30亿元，占2.7%。全市民营企业上缴税金37.4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77%。可见民营经济在晋江的主导作用。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晋江发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民营经济率先探索、克难破障、走向成熟的历史。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晋江经济的崛起、社会的进步和体制改革的深化，也就不会有城市化的加快、工业化的提升和现代化的实践。 产业集群整体素质提升。晋江有纺织服装、制鞋、陶瓷石材、食品、轻工玩具等五大传统产业和车辆机械、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纸制品、新型材料业等五大新兴产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0%以上。纺织服装业拥有企业3300多家，从业人数20多万人，其中规模企业401家，产值289.96亿元（2006年数据，下同）；行业中以休闲男装企业居多，年产茄克6千万件，占世界茄克总销量的1/5。制鞋业拥有企业3000多家，从业人数19万人，其中规模企业302家，产值212.61亿元；运动、旅游鞋占全国旅游、运动鞋总产量的40%，占世界总产量的20%。陶瓷建材业拥有企业580多家，从业人数4万人，其中规模企业160家，产值97.73亿元；外墙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琉璃瓦基本垄断全国市场。食品业拥有企业359家，从业人数2万人，其中规模企业36家，实现产值49.27亿元；行业总产值占全省食品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糖果产量占全国总产量20％。制伞业拥有企业近200家，从业人数2.1万人，其中规模企业41家，产值37.46亿元；年雨伞产量近3亿把，年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18%、26.7%。这些产业集群中，拥有规模企业（产值500万元以上）1248家，产值897.81亿元，单体平均产值达7194万元。其中产值超亿元企业196家、超5亿元企业32家、超10亿元企业5家，拥有216家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其中8家大型工业企业）。传统产业持续向好，新兴产业发展提速，产业龙头企业支撑带动作用增强，对区域经济贡献度有所提升。 区域品牌效应更加突出。晋江市委、市政府先后在1995年、1998年和2002年实施了“质量立市”、“品牌立市”和打造“品牌之都”的战略，积极引导企业贯标认证、争创名牌，推进自主技术、自有品牌的“两自”型企业发展。先后制订质量振兴纲要实施计划、品牌发展规划及若干优惠政策，对获得国家和省级品牌的企业进行重奖，对企业开展专业认证、提升管理水平进行阶段性的扶持。近几年共拨出1.01亿元，重奖技术创新及名牌培育成效显著的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创牌热情十分浓厚，我市已逐步形成了品牌企业梯队，实现了企业品牌与产业品牌与城市品牌的逐级带动、互动共赢，品牌数量居全国县（市）前列。现有中国驰名商标79枚、中国名牌产品24项、中国出口名牌产品2件，国家免检产品76项，区域品牌13项；5个品牌入选亚洲500强，10个商标入选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3个品牌入选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灵源万应茶入选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安尔乐、劲霸、安踏、灵源医药等4个品牌入围首批300家“全国重点保护品牌”；6家企业成为国家标准起草单位、10家企业成为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今年以来，我们把握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机遇，抓住省证监局、发改委实施“晋江突破”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稳妥推进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加强政策业务指导、把关。现有上市公司9家，上市后备企业37家。预计到2010年，全市上市企业将达20家以上，形成证券市场的“晋江板块”。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出台建设创新型晋江的决定，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科技工作，实现了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五连冠，每年都实施100多个科技项目，培育了技术创新型企业73家（其中国家级3家、省级35家）。组建企业技术开发机构70家（国家级技术中心2家，省级技术中心16家），培育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63家，成立各类质量检测机构7家。恒安、安踏公司分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145项、47项。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博士后工作站，设立专家活动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中高级人才近4000名（博士后37名），50多家企业与86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人才智力机构建立合作交流协议。 外经外贸水平不断提高。把晋江经济开发区、泉州出口加工区作为招商选资的重要平台和主要载体，着力创新招商方式，充分发挥在外晋江人优势，实施“回归工程”，鼓励企业增资扩营，把招商工作重点转移到产业链配套、新产业形成和服务贸易业拓展上来。成功引进太古复合材料、金杯印刷、冠科电子、金保利能源、晶蓝电子等新兴产业项目签约落户。历年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126家，投资总额110.85亿美元，合同外资88.86亿美元，实际到资47.05亿美元，引进外资量约占全省1/9。2006年全社会出口商品总值达37.9亿美元，自营出口7.85亿美元，外贸依存度62%。拥有自营出口超500万美元企业45家（超千万18家），3个出口免验产品（寰球、特步、红瑞兴）。安踏、七匹狼、九牧王、寰球、361度、恒强等企业在境外设立品牌店。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和技术合作关系。积极筹建菲律宾“晋江经济贸易合作区”。 城市建设有序推进。完成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心市区控制性规划覆盖率达85%。城市化水平46%。自来水日供水能力47.4万吨。建有热电厂（年可发电5亿度）、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可发电1.2亿度）及一大批输变电站。公路密度以百平方公里265公里通车里程居全国前列，城市“畅通工程”达国家一等管理水平。4D级泉州晋江机场居全国通航机场第37位，成为干线机场。拥有2个万吨级码头及一批配套码头，福厦高速公路及在建中的泉三高速公路、福厦高速铁路穿境而过。今年来，按照“一城两镇三组团”发展布局，有序推进中心市区、城镇、新农村建设步伐。中心市区方面，“一带四区”（即，建设世纪大道两侧繁荣带，连接国际会展中心、企业总部商务区、泉州大桥南片区、行政中心，形成城市形象标志性区域）新的城市发展轴正在形成。城镇建设方面，按照城市组团，规划并启动了一批产业园区、专业市场、现代居住小区、星级酒店等项目建设。新农村建设方面，全面推进“百村示范、村村整治”、“家园清洁行动”、“百企联百村、共建新农村”活动，涌现出侨资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市场带动型、商业运作型、集体推动型等新农村建设成功模式。 和谐建设富有成效。经济发展的同时，教文卫体各项事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工作协调推进。教育工作，以优秀等级通过福建省政府“迎督创强”督导评估，取得“教育强市”申报入场券；全市14所公办普通高中全部进入省级达标校行列；对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全部免收杂费；对全市小学代课教师实行合同制管理。文体工作，成功举办同一首歌、CBA联赛、世界男模特大赛等大型文艺活动。市体育中心被确定为国家羽毛球队训练基地。荣获 “全国体育先进（县）市”、 “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先进城市”、“全国民间戏剧之乡”，市文化馆、图书馆入选国家一级馆。卫生医疗工作，医疗救治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不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所有街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额度提高到80元，第一、二批参合率达88.54%，结报补偿人均金额1345.7元，居全省前列。环境整治工作，去年我市环保投入9.28亿元，今年继续推进以泉州南岸近海水域污染治理为重点的整治工程，承担了33个项目，总投资6.27亿元。垃圾资源处理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社会保障工作，对低保户、“五老”困难户等实施十种大病实施医疗救助；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250元；积极化解猪肉等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影响，对全市城乡低保家庭每人一次性补贴50元，并将低保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15元。落实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在去年4个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再启动5个试点；加强企业用工服务，设立欠薪保障调剂金（目前累计1000万元），对来晋务工人员作出“三不”承诺（决不让一名来晋务工人员的子女上不了学，决不让一名来晋务工人员因恶意欠薪领不到工资，决不让一名来晋务工人员维不了权）；启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实施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制度；慈善事业蓬勃发展，今年募集资金1.38亿元（累计2.80亿元）。 今后一段时期，我市将紧紧围绕勇当海峡西岸经济区排头兵目标，按照省委“四个重在”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力推进“十一五”规划和“111662”工程（即，到201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在2005年基础上翻一番、财政总收入1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市区建成区面积达6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60万人；实施强镇带动战略，把陈埭、安海两镇打造成为全国一流强镇），按照“一城两镇三组团”发展布局，充分发挥“五大优势”（区域经济优势、港口海洋优势、民营经济优势、文化优势、侨台优势），着力“六大提高”（提高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民生保障水平、环境质量水平、人的全面素质、政府服务绩效），努力建设民富市强、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制造基地、商贸中心、滨海港口城市，推动晋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支撑带动海西建设”。
福建籍的有哪些科学家
田中群 物理化学家。厦门大学教授。1955年生于福建厦门。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87年获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现任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英国皇家化学会高级会员。
主要从事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和谱学电化学研究。获得了多种纯过渡金属体系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光谱谱图，证实了VIII B族过渡金属具有弱SERS效应，并应用于燃料电池的电催化研究和不锈钢的防腐蚀。应用不受谱仪检测器分辨率限制的时间分辨拉曼光谱技术，建立了电位平均拉曼光谱新方法。还发展了在微芯片上用电化学构造电极纳米间隔的技术。设计合成了特殊形状的纳米粒子，并表征其等离子体共振吸收在内的多种特性
陈懿 物理化学家。南京大学教授。1933年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
长期从事催化剂、介观化学和材料方面的研究。提出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的嵌入模型，对氧化物在其载体上的分散行为做出定量的描述，解决了多晶表面上空位以及阴离子所产生屏蔽效应的计算。阐明了溶液反应合成非晶态Ni－B粒子的机理，发现了制备Ni－P合金粒子液相反应的自催化本质，改进了溶液沸点附近回流加热的制备方法，提出了有效避开水解作用，获得类金属元素含量高的Fe－B非晶合金的固相化学反应方法。近年来，在纳米复合氧化物的制备及其晶格氧的活动性与粒子尺寸和催化选择性的关联，低维纳米金属氮化物的制备及其场发射性能等方面都取得良好进展。专著有《穆斯堡尔谱学基础和应用》等。
姚建年 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生于福建晋江。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1990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硕士学位，1993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副所长，兼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主要从事有机纳米体系和复合薄膜的光致变色研究。实现了对有机纳米体系中光化学、光物理性能的调控，将纳米材料特异性研究拓展到有机小分子领域。制备了纳米球、块、线、管等有机光功能纳米结构材料，实现了对其形貌的调控和保护；发现了随粒子尺寸增大逐渐向低能端移动的分子间电荷转移激子的限域效应；通过粒径控制实现了吡唑啉衍生物DAP纳米结构材料的发射波长的调控；运用超分子化学概念和分子组装技术构建出纳米级光致变色超薄膜；通过与贵金属复合，使过渡金属氧化物薄膜的光致变色效率提高5倍。提出半导体与贵金属间Schottky结的增幅原理；还制备出厚度小于2nm的单层光致变色超薄膜。
吴硕贤 建筑技术科学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1947年5月生于福建泉州。1970年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毕业，1981年、1984年先后获清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分会副理事长，建筑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建筑与环境声学研究。系统提出城市交通噪声预报、仿真及防噪规划的理论与方法；阐明声学虚边界原理，推导出混响场车流噪声简洁公式，较好地解决国际上20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完成首例将建筑辅助设计软件与声学软件链接以分析室内音质的工作。提出厅堂响度评价新指标和计算公式，用模糊集理论进行厅堂音质评价，指导并与合作者提出扩散声场仿真新计算模型和界面声能扩散系数的改进测量方法和计算公式；开展建筑环境评价方法体系、人的行为模式和使用后评价研究，初步建立了建成环境主观评价理论体系。承担55座观演与体育等建筑的音质设计。
詹文龙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低能、中能、相对论性重离子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大科学工程研制，对重离子核物理和新核素合成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在放射性束物理研究中发现了11种新核素，首次测量30多种核素的质量；成功地研制出美国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上PHENIX实验探测器的高性能飞行时间探测器的样机；研制成具有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兰州放射性束流线，在此束流线上确定了一批丰质子晕核，并初步鉴别出理论预言的质子滴线外的核素25P等，促进了中国的放射性束物理实验研究的发展。领导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研制，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发布于 2022-07-14 19:17:58 回复
发布于 2022-07-14 23:48:55 回复
发布于 2022-07-14 20:56:23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