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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领域有哪些必读的论文？
Ramsey的这篇《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的论文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却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前长期被西方学界与政府忽视。1970年，鲍莫尔（W· Baumol）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让这篇论文重回视野。 戴尔蒙（Peter A. Diamond）与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合作在197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即《最优税收与公共生产I：生产的有效性》与《最优税收与公共生产II：税收规则》（这两篇论文同时入选AER百年top20论文），其讨论的内容把兰姆塞规则从“一个家庭”的情形推广到不同的家庭共存于一种经济中的情形。也因此，两者成为激励理论的奠基人，分别于2010年和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税收与经济发展什么关系财政学论述题
您可参考《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该书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张伦俊著作的实体书。
本书是一部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部经济理论研究专著，内容涉及导论、税收与GDP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基本关系、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等，适合经济理论研究人员参考学习。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规模、速度、质量、结构决定着税收总量、增长速度和税收结构。另一方面，税收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通过税率、税负、税收优惠等在投资、消费、分配和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就越密切。过去长时期里，我国税收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税收政策取向以收入为首要目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效应不明显，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矛盾比较突出。为此，中央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各级税务部门以加强税收分析为重点，从完善经常性税收收入分析方法入手，不断拓宽税收分析思路，实现了由税收进度、增减情况等简单对比分析，向宏观税负、增长弹性等征管质量情况分析的转变。尤其是利用税收与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时间序列、回归模型等数量方法，来判断税收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业内学者也对税收分析给予热情关注，一些凸显数量特色的论著先后出版发表。税收数量分析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出现了喜人景象。但总体上看，由于起步较晚，国内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受到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税率、税负、税收收入等数量概念清晰，与相关经济变量联系密切，适宜运用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进行研究。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税收数量分析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50多篇相关论文；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等省部级以上课题；有的研究成果被推荐供全国人大和有关政府部门决策参考，以及受到近百位专家学者的评价引用或文献参考。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依据税收经济数据，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从经济基础理论角度，简要介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税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税收分析的基本概念，税收数量分析的基本方法等。第二章是关于税收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分析，着重讨论税收与GDP总量、税收与投资、消费、进出口、物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旨在通过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第三章是对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的变化特征、以及产业税负、地区税负等，并通过对不同类型国家税负的借鉴比较，对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进行评价；提出我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估计。第四章是从结构关系角度，探讨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包括税收与产业结构、税收与区域结构、税收与所有制结构之相互影响等。第五章侧重讨论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包括税收与政府关系，促进循环经济，以及税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税收乘数与我国税收乘数效应等。第六章是从计量角度，讨论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预测与估算问题，介绍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多元方法、以及博弈论原理在税收数量分析中的应用等，并给出各种方法的应用例证。 注重数量分析是本书所追求的写作特色，比如说： 1.在分析税收与GDP等指标关系时，本书不仅运用了常见回归模型等，还引用了岭回归分析法，解决了GDP、居民消费等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借助软件筛选岭回归系数，解决了税收模型中自变量系数与实际意义不相符的符号问题。 2.在讨论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本书运用了典型相关分析法，选择了一组税收经济变量和一组居民消费变量，即所谓两个典型变量，进而通过典型变量的研究，揭示两组变量之间影响关系。无疑，这比只考虑单个变量关系，信息量之凝聚，结论之相对全面，均具明显优势。 3.在结构关系分析中，作者构造了“协调系数’’指标，用以反映产业税收贡献与经济贡献的协调程度。定义：产业税收协调系数。产业税收比重/产业GDP比重。协调系数明显大于1或小于l时，说明税收贡献与经济贡献不协调，否则基本协调。类似地，还有地区税收协调系数等，为客观评价产业、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是否协调提供了参考。 4.聚类分析法应用。对地区税负作聚类分析，结果使一些较发达地区与较贫困地区聚成一类，由此反映地区税负的不平衡。实际上，一些多因素多指标的分类问题，应用聚类分析方法非常方便。聚类分析还可以对于其他方法确定的数据分类进行检验，也可以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取得更好的分析效果。 5.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都可以简化数据结构，即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但主成分分析重点在于从观测变量到主分量的变换上，将主成分表示为原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因子分析的重点在于从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到观测变量的变换上，将原观测变量表示为新因子的线性组合。本书给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例子，共10项指标，用两个主成分就可以拥有原10项指标93.7%的信息量。而因子分析通过‘旋转”，载荷结构的实际意义进一步合理解释。进而可计算出因子得分，排出地区位次。 6.关于博弈论原理的应用，本书给出两个例证：一是税务稽查与偷税逃税的博弈分析，结果：无论是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遏制偷逃税，关键在处罚力度。二是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的博弈分析，这实际上是对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问题的一个数量诠释。从讨论得结果来看，似乎难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博弈解”，由此映射出现行财税体制的一个难题。 以上所提及的一些方法并非本书的创新，但就税收分析的应用而言，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也使我们有所启发。说明将数理方法应用于税收分析，推进税收分析的数量化科学化是可行的。 当然，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错漏与不妥在所难免，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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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为题的税收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财政税收税收理论 -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选择和优化
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指出 ，从2000年开始进入福布斯的统计以来，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我们无法客观评价该指数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合理确定政府税收收入规模，即确定一个合理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在这一水平下，既能满足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个的承受能力之内，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并实现其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国际经验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准确把握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全面、充分、地考察和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因素，从中找出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宏观税负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
1.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经济增长水平愈高，社会产品愈丰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0.8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2.政府职能范围因素。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政府职能范围宽、事权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就多，宏观税负水平就应高一些，反之则低。社会中政府的规模和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政府职能范围拓展，必将使政府支出的规模不断膨胀，要求有较大规模的税收来支持，这样必然要求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在税收收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定时期财政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反映税收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支持程度。根据灰色模型的测定量，税收规模对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稳定的支持，一般应满足：-0.03政府职能税收支持的发展系数+0.03.
3.从非税收入规模因素。税收并不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惟一方式和渠道。在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时，需要考察政府通过非税方式取得的收入规模的大小。因为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个定量，政府的各种收入都来源于当期社会所创造的GDP，在满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况下，通过非税形式取得的收入规模大，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规模必然减少。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以上缴利润代替税收，从而导致税制结构简单，税收数量减少，财政收入中企业利润的份额大，而税收的份额则相应少，宏观税负水平也随之较低。但是合理的税负，则要求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结合，统筹安排。从各国财政收入构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税收入。如日本、美国、法国、荷兰、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25%.所以，税收负担并不是纳税人的全部负担，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也不仅仅只有税收一种形式。要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首先应保证政府收入形式规范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测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较为规范的条件下，实际税收状态与税收基本能力的发展系数的差距应小于0.03.
（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国际经验
早在1983年，原世界银行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选择21个国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均大于高税国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是：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各种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为30%以上；发展中国家税负平均水平一般在16%~20%之间。
按照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平均利润水平。
二、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分析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
一般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观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6%以上的年增长率，是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由表2可见，从1994年以后，税收占GDP比重的增长要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996年以前是小于1的，即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1，在2005年达1.285.从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在多年下降滞后转向升高趋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是，这一上升的过程恰好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期，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相背离。
（二） 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的比较
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完全清晰，政府职能的界定还存在不规范之处，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但应看到，虽然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仍不能完全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转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不少基层政府仍是“吃饭财政”。我国财政在增加农业、、等重点支出方面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然难以满足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以教育为例，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2.19%，到2005年为2.54%，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增加，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扩大已是被许多国家发展实践证明了的一个规律。目前我国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要素流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各方面都对公共支出水平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国财政除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压力以外，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的财政支出负担。多年的国债已经积累到相当规模，每年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已经占了财政收入一个不小的比例。虽然1997年以后国债规模的扩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有关，并不完全是因为财政困难所致，但是财政每年要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债还本付息任务。以2005年为例，国债还息支出达73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2%；国债还本支出为1579.82亿元，占当年债务收入的37.8%.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中，为支付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开支和承担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也形成财政潜在负债。冲销部分国有银行呆账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也将是财政不可回避的一个负担。从这些方面看，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水平与政府职能履行所要求的财力水平是不够适应的。
（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企业负担的比较
宏观税负水平与企业税负有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企业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其适用税种的实际税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基础性因素。宏观税负水平除了受税种和税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税基和税源范围的影响，即使税种和税率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和下降时，如果税基和税源扩大，也有可能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如欧盟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采取降低税率的措施，但其宏观税负仍不断上升，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区域2005年税收占GDP比率高达45%，使宏观税负达到新高，比美国和日本高出14%.其原因就是欧盟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采取了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的措施。因此企业的税负轻重并不能简单地看这个国家的税收／GDP比率，而且要看这个国家基本税种的税率。
我国近几年宏观税率上升，但企业基本税种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变化，工商税收各税种的法定税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水平上。企业的实际税率则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于财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纠正地方政府随意减免税收等措施而使实际税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来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提高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等，则起到了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作用。当然，在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实际税率的这种升降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较客观地看，近年宏观税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增加了企业的税负。
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政府制度内的收入（指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围内。但是还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外政府收入，加大了政府实际集中资源的比例。（2）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企业的法定税率并未提高，总体上讲是属于恢复性和发展性的上升。但是企业确实存在基本税率较高与制度外非规范负担过重的。（3）虽然宏观税负上升，税收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政府为执行基本职能和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财力仍然存在不足现象。（4）我国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提高较多，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化并不单纯是税率水平调整的问题。
发布于 2022-10-20 22:39:34 回复
发布于 2022-10-20 19:05:59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