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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什么是宏观经济?就中国而言,宏观经济的新动力是什么?请谈谈你的观点。
• 2、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新动力有哪些
• 3、什么成为了中国经济新动力？
• 4、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驱动力是什么？
• 5、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有哪些

什么是宏观经济?就中国而言,宏观经济的新动力是什么?请谈谈你的观点。

宏观经济是指从国家的总体层面上来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的新动力就是科技的发展和人才的竞争。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新动力有哪些

思路一：对传统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升级。

纵观整个制造业，从农副产品加工业到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再到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总共涉及多达30个子行业。一方面，在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一定的回落，有大量的陈旧生产设备需要淘汰，大量的闲置车间和工厂需要关闭。另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再廉价，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线将面临由人工向机器自动化的改革。因此，未来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将指向对原有生产线的改造升级，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线代替之前的人工生产线，就如同80年代的美国将计算机技术引入钢铁、汽车工业的生产线，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人工成本的节约，将使中国传统制造业商品在全球贸易中保持优势竞争地位。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分析，对制造业生产线的改造升级，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代替原有的手工劳动，将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出口贸易两个方面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思路二：产业格局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

我们认为，产业格局由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低附加值制造业支撑了我国长期以来“走出去”的贸易出口战略，拉动了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但如果从制造业商品的生产链角度来看，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呼似乎并不是什么美誉，用最通俗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劳动力在整条生产链中付出了最多血汗，却赚回了最少的报酬，唯一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的确一直被这样的方式所拉动。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种“受累不讨好”的增长方式已经开始变得难以为继，未来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才能从制造业中创造更多附加值，从而使高端制造业及其出口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思路三：风险资本进入高新科技。

不管是从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经济衰退的过程(尤其是美国八九十年代的例子)中看，发展高新科技对于一国经济的强大支撑都毋庸置疑。而除了政府直接加大对高新科技研发的投入和扶持以外，民间资本是一股必须要被利用的关键力量。如上对美国90年代发展高新科技经验的分析，将风险资本注入中小型高新科技研发企业，对于它们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成就了一批世界范围内的顶尖高科技企业(如苹果)，而且这些高新科技支撑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市场上，风险资本进入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制度并没有那么完善，并且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科技公司是否真正在做核心技术的研发，或者研发出的技术是否真的具有核心竞争力。

什么成为了中国经济新动力？

由中国公司承建的东非最大斜拉式跨海大桥基甘博尼大桥今年4月19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通车典礼，正式开通运营。2012年1月，中国中铁建工与中铁大桥局联合体中标基甘博尼跨海大桥及道路工程，项目合同额为1.35亿美元。大桥建设不仅便利了当地民众的生活，也为带动坦桑尼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图为建成后的基甘博尼大桥。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不仅促进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带来新机遇。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纷纷称赞中国经济转型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动力。

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溢出效应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比去年同期提高13.2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溢出效应。去年中国出境游客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6000亿美元。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蒂斯认为，中国推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正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农牧产品企业开始进军并扩大中国市场，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农产品和乳制品市场，与此同时，农牧业也成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的一大热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斯·杭智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对澳投资逐渐从传统矿业领域过渡到其他产业，对澳农牧业的投资保持增长是一个显著特点，为未来两国长期经贸合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杭智科认为，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不仅为本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保障，也给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来源，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左右。2015年，约有8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泰国，为泰国创造了约3760亿泰铢(1美元约合35泰铢)的旅游收入，两项数据均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位于泰国南部苏梅岛的图书馆酒店从去年开始进行中国市场推广。酒店销售经理阿披切·宋考告诉本报，随着往返苏梅岛和中国城市的直飞航班越来越多，相信入住酒店的中国客人也会不断增加。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共有约490万人次的中国大陆游客赴泰旅游，同比增长22.29%，占外国游客总数近三成。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塔萨表示，中国游客数量日益庞大，“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树立泰国旅游的良好形象，让中国游客在泰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优势产能“走出去”，“中国制造”获得广泛赞誉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不是单打一、封闭式的，而是全方位、开放性的。当前，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中国结构性改革独树一帜，在投资、产能合作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外溢红利。伴随中国优势产能加速“走出去”，中国生产要素、解决方案在当地落地生根，成为推进中外产能合作、提振全球经济的新生力量。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以本国优势产能推动他国工业化进程。“坦桑尼亚正向着实现‘二五’计划的目标迈进，急需资金、人才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中国把坦桑尼亚作为产能合作示范国恰逢其时，这将助力坦桑尼亚加快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坦桑尼亚工程、交通和通信部长马卡梅·姆巴拉瓦告诉本报，坦中两国在工业化、产能合作上有着悠久历史，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坦桑尼亚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指出，目前，坦赞铁路的修复改造、达累斯萨拉姆—阿鲁沙输变电线等重大合作项目正取得积极进展。中国愿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非洲的发展战略对接，通过推进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为牵引的“十大合作计划”，开展对非产业投资合作，为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目前，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最大的阻碍是电力供应短缺。有数据显示，坦桑尼亚人口用电比例仅为19.8%。为解决缺电现状，坦桑尼亚政府规划了金耶瑞斯地区电厂项目，并由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该项目建成后将会是坦桑尼亚最大的燃气电厂，发电量约占坦桑尼亚总装机容量的18%，可有效缓解坦桑尼亚电力短缺情况，节省发电成本，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坐落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边境的德赫卡纳巴德钾肥加工厂，是中亚地区第一个钾肥加工厂，目前年产农用氯化钾60万吨，产品除了满足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农业需要外，还能够大量出口国外，为乌政府赚取外汇。此外，工厂还为当地提供了1800多个就业岗位。

这个对乌兹别克斯坦意义重大的工厂，正是中乌产能合作项目之一。钾肥加工厂的一期、二期设计与建设，均由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完成，两期项目合同总金额达到1.6亿美元，绝大部分设备从中国采购。从2010年工厂一期完工至今的5年多时间里，“中国制造”经受住了考验，工厂正常运行，业主对中国设备的可靠性赞不绝口。该项目也得到了乌政府的高度评价，乌总统卡里莫夫多次在政府会议中高度评价钾肥加工厂的战略意义。

推进产业升级，“中国制造2025”开启深层次合作

中国政府调结构不仅能产生助力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效能等预期效果，还将在“中国制造2025”所指向的高端制造业领域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增长需求。

英国贸易投资署和英中贸易协会近期联合发布的英文版“中国制造2025”报告认为，“中国制造2025”为英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发挥自身优势、与中国公司携手实现产业升级带来了良机。英中贸易协会执行总裁卫可·威尔逊指出，“中国制造2025”对于英国相关行业的顶尖企业是巨大的机遇，如高新技术装备、管理咨询服务、金融、教育、工业设计等，尤其是制造业等英国传统优势行业，可以在中国获得更多新的、高价值的客户。

英国贸易投资署官员瓦瑞向本报介绍说，英国贸易投资署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去年签署了《关于英国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合作备忘录》。英国贸易投资署决定未来投入大笔资金，支持英国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

瓦瑞说，英国企业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航天和民用航空产业、高端制造业、汽车制造、创新产业、海洋产业、铁路产业和核电产业等。为此，英国贸易投资署将在上述部门派出经常性工作组，为提升英中企业对彼此市场的了解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以推动双方建立互利的商业合作关系。

德国库卡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和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制造商之一，其客户包括德国大众在内的各个重要汽车制造商。近期，中国美的集团与库卡集团达成收购协议，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库卡只有通过与中国公司的合作，才能对中国市场有更充分了解，在中国的发展才能更迅速。”库卡机器人管理董事会主席斯特凡·兰帕强调，库卡与美的开启更深层次的合作必将实现双赢。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驱动力是什么？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驱动力是：消费升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改革、对外开放。

2015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消费升级的六大方向，主要包括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旨在通过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培育形成新供给的力量。

近几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2017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5%，比上年同期上升2.8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7%，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继续升级换代，消费对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主要驱动力。

扩展资料：

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两个十五年”的战略安排，并强调，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央党校周跃辉的新著《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一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如何快速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这一战略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

《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一书以宽阔的视野、独到的分析和严谨的推演，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及王朝盛衰演变历程，又对英国、美国、德国等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和启示做了深刻阐述。

同时，针对我国迈向经济强国征程中所需制定的一些发展战略也做了深入阐释，这对于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重大经济发展的科学决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我国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有哪些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影响。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概括地说，世界发展格局的调整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全球经济格局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倡议和机制不断推出。这在深化区域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发展的进程。四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日益增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有明显加强的趋势，地缘政治危机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呈现多发性、尖锐性、难以预测性。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一是发展绝对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而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4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提高劳动生产率迫在眉睫。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青黄不接”这一成语形容并不为过。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空前。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会从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