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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经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首先，经济环境因素是制定、实施公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任何一个社会的政府都只能对社会资源的存量加以合理配置，而绝不可能进行超量配 置。同时，公共政策对资源的配置又必须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离开了一定的经济结构、制度和体制去制定和实施某种公共政策，必然要引起经济制度、体制的反弹。因此，资源的分布与既定的存量、既成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乃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基础。 其次，经济环境因素是公共政策过程运行的必要条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都要耗费一定人力、物力和财力，并需要一定的经济制度作为支撑。这些就构成了政策过程的成本。因此，要使公共政策过程正常运行，就需要一定的资源和经济条件。资源的多少和经济条件的好坏对公共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状况具有较大的影响。 再次，经济环境因素会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目标和方向。现代公共政策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不可能仅仅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制定和推行某些政策。不同国家的政府，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政府，只能依据本国、本地的资源状况、经济情况来制定和推行适当的公共政策，现实的状况，实际的经济制度、结构制约着公共政策的经济目标与方向。
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对经济的影响
1、政策时滞：是指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造成的政策出台与发挥作用之间的时间差。一般而言，政策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前者是指经济形势发生变动到经济政策的出台的时滞，其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对经济形势变化的信息采集和判断需要时间，以及在考虑政策内容和民主与法律程序形成政策方面的时间；后者是指政策实施到政策发挥作用引起经济变量的变化的时间，其原因是一个国家的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交易成本和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
2、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政策时滞的存在使政策实施和政策发挥作用存在一定时间间隔，不能及时影响经济变量进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其次就是时滞的存在使得时滞期间经济形势可能会出现戏剧性的扭转型的变化，导致经济波动幅度增大，不利于经济稳定，这也是货币主义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批评的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二重性：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经济安全、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稍有不慎，就可能为经济全球化付出沉重代价。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机遇
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经济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科研开支、吸收的外国投资均得以大幅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迅速，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如韩国的人均GDP由1980的1750美元显著增长到1997年的1055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5.97∶1缩小到2.50∶1（发达国家这两个时期的人均GDP分别为10450和26380美元）。这些国家科研开支所占也逐渐上升，目前韩国已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新加坡也有1.1％（同时期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另外，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1997年曾高达1380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了诸多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全球化、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新技术革命、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关系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其影响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
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
在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国家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格局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影响地区间差距变动的主要环境性因素。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产业布局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
(一)产业布局政策对开放型经济的影响
我国的工业区域布局具有“南轻北重、东轻西重”的基本特征。东部地区以轻型或轻重混合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则以重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性差异往往会导致地区间经济产出水平的巨大差距。据专家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大多为轻型或混合型的工业结构类型。另外，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先放开了消费品市场，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对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实行严格控制。由于东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消费品生产基地，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基地，于是东部向中、西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中、西部则向东部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这种产业布局和区位分工决定了中、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
由于东部企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中、西部很难在制造业上与东部竞争。中、西部地区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被动地位，严重制约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制订的每一个五年计划，其经济布局政策在资源的宏观配置、产业的空间布局、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1953—1978年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布局的指导方针是：为迅速改变生产力过分倚重于沿海地区的严重不均衡状况，并考虑到战备的需要，强调内地与沿海均衡发展，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投资重点长期指向中西部地区。国家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一五”时期为50．2%；“二五”时期为56．7%；三年调整时期为60．5%；“三五”时期为68．8%；“四五”时期为56．2%。除了“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投资的地区分配既有重点倾斜，又考虑到总体协调，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集中分布于沿海地区的格局，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东西部差距出现了普遍缩小的趋势外，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过分注重政治、国防意义而忽视经济效益，一方面东部老工业基地的充实、改造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原有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布局在中西部的企业又表现出突出的“嵌入式”的特征以及存在着协作配套条件差、微观选址失误等不足，尽管国家在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资金，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经济发展速度滞后于东部地区，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仍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实际上并未达到均衡发展的目标，人均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在总体上仍然有所发展。1978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布局的指导方针有了重大转变，效率优先成为重要的目标取向，生产要素向边际产出率高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六五”与“七五”时期，在追求整体发展速度与效益的方针指导下，国家投资和布局的重点大幅度向原有基础条件较好、投资能力较强、投资环境优越的东部地区倾斜。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梯度明显，例如，若以中西部地区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为1，则东部地区的投资“五五”时期为0．84；“六五”时期上升到1．02；“七五”时期上升到1．27；1993年上升到1．33。1990～1993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5．8%分布于东部地区。虽然“六五”至“七五”时期东部地区的投入比例明显增加，但中西部地区“三五”至“五五”前期的大量投资项目进入产出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三大地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1991—1992年东中西部地区均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但东部地区投资需求强劲，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使得三大地带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差距开始逐步扩大。
(二)对外开放政策对开放型经济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尽快形成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体制改革对释放经济潜能的作用，政府选择具有改革开放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率先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这给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机会。这样，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除了由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内生的要素构成差异来决定外，在转型期，也会因转型经济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变量影响而加剧。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已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国家对于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在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税收、外汇、外贸和信贷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到1997年，东部地区首先享受了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利用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260个沿海经济开放市县；全国30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东部地区就有25个；13个保税区也全部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仅从1992年起才逐步在沿长江地区和边境地区建立了享受国家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城市，到1993年共设立了6个沿江开放城市、13个沿边开放城镇以及13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中部地区仅建立了4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则仅有1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可见，中西部地区享受对外开放政策的年限和开辟对外开放地区方面均落后于东部地区。因而，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与中西部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仅以利用外资为例，1989～1993年，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618．8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达544亿美元，占全国的87．9%，而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只有43．4亿美元和31．4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7%和5．1%。东部地区大量引进外资对其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部地区则从引进外资中得益较少。
(三)财税体制变迁对开放型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财税体制共经历了四次大的变迁，总体是从“包干制”向“分税制”转变：首先，1980年，中央决定改革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税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的办法，以调动地方增加财政的积极性，即对15个省、区，中央将全部财政收入划分成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三个部分，共享收入的80%归中央，20%归地方，其他省、市、自治区实行定额上缴、定额补贴或保留老体制的做法。
除个别税种(如关税)之外，所有财政收入由地方负责征收，但所有的税基、税率和上缴利润的 办法均由中央确定。其次，到1985年，中央决定在划分收支的基础上，对各地方实行不同的分配办法，即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地方支出者，实行定额上缴，凡地 方固定收入小于地方支出者，中央确定一定比例留给该地方部分共享收入，若地方固定收入和全部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仍不抵其支出，中央实行定额补贴。再次，1988年，中央决定实行一种新的承包体制，这个体制包括六种不同的办法，分别适用于六类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最后，1994年，中央宣布取消承包制，实行分税制。在此过程中总体驱使地方独立一级财政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加强。由于“包干制”的财税体制存在缺乏公开性、地方财力分配不合理、税基计算不科学、缺乏公平性等缺点，实行“分税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现行分税制对欠发达地区带来了特殊的影响：
1．正面效应
分税制的实施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建立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1993～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4．35倍，年均增收145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同口径比较增长了4．59倍，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33%提高到2002年的15．87%。分税制的实施，更好地发挥了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双赢”
2．负面效应
(1)转移支付方面存在问题，因为欠发达地区具有其特殊的情况。以西藏为例：对于(2002年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在测算西藏工资薪金所得税时，未考虑西藏特殊津贴和生活补贴等免税因素导致标准收入高估；而在测算支出时，又未考虑西藏的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在职进藏干部职工休假费用、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的支出成本等因素导致标准支出低估。此外，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中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而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范畴的专项补助比例过大：2002年中央下达西藏专项补助(不含增发国债补助)和转移支付二者之比为71：29，由于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均衡各地市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2)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尽协调。西部欠发达地区大部分是民族自治区域，实行分税制后无论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还是在共享税收的分成比例上都与其他省市没有区别，中央在国债分配、外汇留成、出口退税、中央驻地方企业的利润留成、体制的转轨或局部调整等方面无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客观上减少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进一步拉大了欠发达地区与全国问的财政差距。
(3)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使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4)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理由是：
①从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执行情况来看，沿海地区扩张基数的规模及能力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地区财政收入已出现两极分化的格局，因此，用基数法可能进一步拉大沿海与内地的财力差距，从而拉大生产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
②税收返还与全国平均税收增长挂钩的本意可能难以实现。落后地区只有在发达地区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内地，才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但由于现存的政企不分的状况未得到充分解决，在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发达地区有可能藏富于企业。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然存在多种所有制，一定会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分，必须承认这种现状，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对于资本主义，不但不能立刻消灭它，而且还要适当加以利用。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往往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而连接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和大工业的主要管道就是市场，就是商业。因此，革命胜利后，这样的国家不但不能消灭市场，消灭商业，而且还要加以发展，要运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
总之，新经济政策不仅在实践上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道路，而且在里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①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开始从国情出发，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②新经济政策受到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列宁对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探索的结果，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巩固了工农联盟，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
第二，它探索了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第三，它的一些原则和经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发布于 2022-07-03 18:08:19 回复
发布于 2022-07-03 17:58:02 回复
发布于 2022-07-03 19:35:4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