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展望-长江生态经济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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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建设:十一省市三大城市群,哪些城市最受益

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上游源头破坏,中上游和中游工业化污染环境破坏水质,进入华东上海再到入海口的水质已经堪忧。

1998年九江抗洪应该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此后才有了对长江的各种保护利用措施(如三江源地区限制或禁止开发),以及国家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公布。

长江经济带是经济战略也是生态战略

长江经济带成员省市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我们以前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到了现在更加认识到环境也是生产力竞争力,可变现。

高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生产性服务业成本,导致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发展水运迫在眉睫。目前我国水(海河)铁联运量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比重不到5%,而欧美国家达到40%左右,江海联运、集装箱多式联运等方面发展空间广阔。

长江本身依靠江河航运(无论出口还是内销),价格低廉。这将极大节约出海物流成本,让河运和海运更高效率集约对接,让河运和铁路运输集约对接。

其次,长江经济带尤其中下游环境压力巨大。沿江重化产业过度集聚,沿江一度分布全国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持续增加,已超全国40%。如果不及时处理好环保问题,届时治理的成本更加大。

长江源不开发,从源头上保护生态,长江上中下游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打击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从而使水质和水深都有了保障,反过来促进河运效率。

所以说,长江经济带是经济战略,也是生态战略,而生态方面的重要性更让人深刻——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进一步协调产业分工,带动中上游

长江经济带的成渝和长三角都属于先进地区

长江经济带,这一新战略涵盖了沿江11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国土面积占比达20%,承载了6亿人口。但由于 历史 资源交通等原因,长江上、中、下游发展差异巨大。

上海和重庆开开埠早,有先发优势。长三角城市群,本身就是传统的经济重心,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更是全国前列。

但贵州、云南大山阻隔交通不便,中上游的皖江城市带、荆江城市带、川江城市带也远离我国京沪交通干线以及长江航运出海口,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

产业方面,上游如成渝地区 汽车 、电子信息,中游如武汉地区钢材、工程机械,下游如南京、苏州、上海 科技 研发、金融、现代服务业等各具特色。

所以,长江经济带呈现出头中尾都不均衡的状况。长江经济带目的是让长江带一盘棋,让上、中游地区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向西部辐射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拉动内需、内外贸易将进一步增长。

长江中上游地区劳动力较为充沛,水资源丰富,更贴近市场,是承接长三角等地下游地区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未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产业升级将更加明显,并有望和沿海地区围绕新产业形成沿江产业集群。

哪些城市受益最大?

长江经济带,总体来说沿线城市当然都会长期受益,而里面当然有最直接,最显著、最利好的受益城市。

2017年,沪昆高铁贵昆段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运营。对于云南昆明等周边和沿线高铁城市来说,交通就是富裕的前提,快速连通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中国富裕的东部,吸纳投资消费,变得不再难。《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武汉光谷(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列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重庆成都本身都很强,最利好的是武汉。在长江中游地区,一直缺乏一个响当当的城市。武汉利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武汉城市圈可以获得上游廉价资源、下游高新 科技 和外贸增长,进入新的增长模式。《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到,要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等超大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

此外《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武汉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武汉被赋予的重任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他如长江干线航道上的南京、宁波—舟山等城市的航运地位加更加巩固,黄金水道优良港口角色更明显,因为它们可以分流上海的压力,直接邮轮出海或航空出口。

对于湖南的长长沙、株洲,湘潭来说,物流的进一步提升,为自己输出重工业、进口轻工业提供便利。

而贵州方面,贵州虽然是“长江俱乐部”成员之一,但并不在长江干流或是主航道上,是通过长江支流乌江来融入长江,目前只能算是长江经济带的“间接受益者”,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建设,会给贵州以及类似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红利。

贵州乌江特大桥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如何取得良好开局?

自长江经济带发展被确立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11省市制定规划政策体系、建立体制机制、推动政策落实,形成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良好开局。

制定引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规划引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是在总体上体现绿色发展。201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二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制定具体的规划路线图。2017年7月环境保护部等三部委印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水环境修复、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流域风险防控等方面明确了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具体行动部署。三是在绿色发展的落实上制定政策支撑点。2017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委出台《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引导性政策,为长江经济带推进绿色制造、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增长构建起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

建立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为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沿江省市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一是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发展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环境资源交易市场;又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积极构建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投入保障长效机制和生态环境监管机制。二是有序搭建区域协商合作机制。由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沿江11省市参加的长江经济带“1+3”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全面建立,长江下游4省市、中游3省和上游4省市分别建立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为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提供了重要保障。三是大力发挥改革试点地区体制机制示范作用。积极推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构建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充分发挥其在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示范作用。

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形成新动能。长江沿线省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谋求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新突破。一方面做好“减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在开展生态环保专项行动中,重拳出击解决长江生态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先后组织开展了6项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指导推动长江经济带率先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另一方面做好“加法”,加强改革创新和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户长江经济带,推动8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绿色发展产业体系初具雏形,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有序开展,城市群、特色小镇绿色发展稳步推进。

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取得良好开局,但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沿江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环境污染隐患依然存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贯彻不够;长江流域各地区资源、生态利益协调机制亟待完善,大区域合作平台仍待搭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绿色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仍然不足。

长江经济带如何处理好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业内人士认为,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先“立规矩”“下禁令”,确保生态优先成为根本前提,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必由之路。“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新路径,要在更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基础上,做好退和进两篇文章。”四川省泸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梅勇说,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原先对资源环境依赖较重的产业,今后要逐步“退出去”,对资源环境较友好的新兴产业则要大力“引进来”。“这几年我们也是按这个理念来规划的,产业向园区集中,园区重点发展新兴产业,比如智能终端制造、大数据、云计算等。”吴晓华认为,除了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绿色发展还可以积极探索生态资源资本化、品牌化、价值化,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以及各类绿色休闲产业等。

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还要加快形成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我们要依靠制度来恢复、守住绿水青山,更要通过制度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吴晓华认为,当前应尽快实施足够力度的生态补偿机制,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要增强精准性和增大规模性;鼓励支持沿江省市积极探索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最大程度避免“我守住了绿水青山,但金山银山却是别人的”现象;尽快建立绿色生态技术交易市场,支持引导各类先进适用的生态技术在长江经济带率先应用;尽快建立用水权、排污权交易市场等。来源:人民日报

谈谈我国长江经济带双创生态圈构建的主要内容?

你好,我国长江经济带双创生态圈构建的主要内容:

1.海金融中心,双头经济活跃

2.杭州互联网+经济总部,线上经济领先

3.江浙教育大省,双创人才聚集

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个沿江省市,联合保护,无大——规模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着力打造沿江绿色生态廊道和优质立体综合交通廊道,优化沿江城镇产业布局,促进上中下游协调发展,打造生态更优美、交通更畅通、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拓展资料:一:长江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

1.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以及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在共同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导下,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指导,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2015年2月至2018年1月,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召开5次工作会议,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2.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改委、科技部、环保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林业局、旅游行政管理等部门先后印发实施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长江经济带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保护总体规划、长江岸线开发利用等10个专项规划; 11个沿江省市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印发了实施方案。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组织开展了“联合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检查、违法乱沙专项整治等七项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违法码头开采、饮用水源安全整治、入河排污口整治、干流岸线保护利用专项检查、固体废物大排查。

长江经济带怎么建设?(800字左右)

3.1 从国家战略层面制订针对性的区域政策,确立长江经济带的一级轴线地位

长江轴线在全国国土开发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建设好长江经济带,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亦具有示范意义。从发达国家和国内区域发展宏观战略的成功经验看,有效的体制机制和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是促进重点区域快速发展的首要措施(陆大道等, 1999; 杨桂山等, 2007)。因此,从国家政策层面和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应切实确立长江经济带一级轴线的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政策,缺乏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建设的考虑。从“T”字型战略出发,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地区同为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应将两条轴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考虑。而长期以来,从政府层面缺乏把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安排,未出台针对性强的区域发展政策。“六五”以来,国家在区域战略方面的政策多是从东中西三大地带层面考虑,这符合20世纪末国家整体的区域发展发展战略,即以效率为先、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九五”以来,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但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经过择先拔优的政策实施后,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政府的区域政策除关注优势地区外,还关注问题区域或特殊区域,如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而对横贯东中西地区的长江轴线缺乏区域的统筹考虑和安排。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和即将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实际是将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政策区域,从政府层面统筹经济带的一体化发展并配套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

3.2 通过构筑高效的国土空间结构,保障长江经济带的有序发展

“十三五”期间,既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重要时期,同时也为长江经济带重塑高效国土空间带来了重要机遇。长江经济带9省2市有85个县市区处在国家级优化开发区(表4),土地面积4.2×104 km2,约占全国优化开发区面积的30%;重点开发区423个县市区,土地面积46.3×104 km2,超过全国各级重点开发区总面积的1/3;农产品主产区365个县市区,土地面积66.9×104 km2,其中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面积接近全国同类功能区面积的1/3;生态功能区302个县市区,土地面积88.4×104 km2。

未来应借助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构筑功能明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国土空间结构(樊杰, 2006, 2007)。长江经济带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域面积约占长江经济带的15%,主要集中在下游和长江沿岸地区。其中优化开发区域在长江经济带未来国土空间构筑中主要承担高端服务业集聚、制造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品质提升的重点任务;重点开发区域是长江经济带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是培育新型城市群的关键区域,其中中上游沿岸重点开发区域,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方面将发挥重要功能。农产品主产区中90%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几乎均分布在中上游地区。未来一方面要发挥传统农业和农业技术的劳动力优势,建立现代农业体系,为全国提供优势农产品和农业技术服务;另一方面要发挥资源多样化优势,建立特色农业体系,为经济带地区和城市化地区提供多样化农产品和农业、农村休闲空间。重点生态功能区占长江经济带面积的40%以上,其中2/3以上为国家级,2/3以上又分布在上游地区。生态功能区分布有中国重要的亚热带及其山地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是全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区,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石漠化防治区。

3.3 加快提升综合交通运能,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国际经验看,发挥流域运能主要抓住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水路运输的畅通,二是水陆联运的便捷(刘昭然, 2013)。为保障航运的畅通,按照《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规划到2020年长江高等级航道里程达1.2×104 km,占其航道里程的13.48%。此外,规划中下游重点实施12.5 m深水航道延伸至南京工程,中游重点实施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上游重点实施重庆至宜宾段航道整治工程。同时,对宜昌至安庆段、宜宾至水富段航道开展工程模型试验和论证研究。由于长江泥沙量大,中下游浅滩、岔道、江心洲分布广,一方面航道整治工程会对自然航道、泥沙运移方向、岸线节点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钱宁等, 1987; 王传胜, 1999, 2010);另一方面,每年的航道工程维护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因此对于航道的整治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模型试验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估基础上。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除了航道整治外,实施船型标准化也是挖掘内河航运潜力的举措之一。罗诗刚(2006)的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内河航运船舶数量比中国少得多,但每艘船舶的平均吨位比长江船舶要大得多。长江干线船舶平均吨位750 t,其中长航集团的船舶平均吨位1360 t。对比发达国家,德国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是1395 t,俄罗斯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是1383 t,美国密西西河的平均吨位是1350 t;而且这些国家的内河船舶都实行了标准化船型,内河航道基本都已渠化,效率(含通过船闸的效率)、质量、节能、环保等各个方面的运输指标都优于长江内河运输船舶。因此,目前在航道整治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快适宜长江现状航道的船型标准化进程,充分挖掘现有航道的潜力。

为此,应以《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实施为契机,进一步优化综合运输网络格局。初步统计,长江港口每年通过铁路转运的货物约5000×104 t,不到长江港口货物集疏运比例的2%,远低于发达国家港口和铁路衔接运输的平均比例30%;长江干线港口中,可开展铁水运输的港口不到10个,与铁路直接衔接的码头泊位仅65个;同时,许多港口缺乏与快速公路干线的连接,使大量腹地物流舍弃水运,极大地影响了长江航运的潜力发挥。当前,应以重庆、武汉、南京等重要的水陆运输枢纽为重点,组织高效集疏运系统,提升水陆联运的便捷程度;加快重庆、武汉、南京港群等重要港区的连接线建设,推进港口与国家级新区、沿岸物流园区的通道建设,通过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扩大港口的集疏运腹地,提升航运综合服务能力。


原文链接:http://527256.com/42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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