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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丁·戈迪默的创作可以分为哪些时期?
以1971年问世的《贵宾》为界,她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她的主要文学成就在短篇小说方面。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其基调是一种社会人道主义。作者笔下的黑人和“仁慈”、“正派”的白人往往被描写成在野蛮的、等级分明的、白人至上的社会里无能为力的受害者。“文明的”白人对他们身边的黑人虽有同情,但只是道义上的、象征性的。如《面对面》中的故事就像编年史一样记述了禁忌、限制以及复杂的警察权力机器所造成的南非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毒蛇的柔和声音》和《六英尺土地》中的许多故事都揭露了“白人优越论”所造成的不公正现象。《不是为了出版》则描写了由于来自黑人和白人的有影响的政治行动受挫,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有时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
前期,她的长篇小说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说谎的日子》(又译《缥缈岁月》)描写了由于南非当局强化种族隔离制度而造成的不同肤色青年的恋爱悲剧。《陌生人的世界》通过白人居住区与黑人棚铺区贫富悬殊的对比,表现双方成了“陌生人的世界”。此书由于强烈的反种族歧视倾向而被南非当局查禁达10年之久。《恋爱时节》说明畸形的南非种族社会是扭曲不同肤色人际关系的根源。《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通过一白人女子对黑人求助感到恐惧的故事,指出白人要准备认同非洲的现实。她前期的小说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南非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尤其是以细腻的笔触和心理刻画,描写了生活在南非社会黑人与白人的心态,控诉了种族隔离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与毒害。
获诺贝尔奖的黑种人
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因在富有想像力和诗意的小说中,对美国黑人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获诺贝尔文学奖。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因在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由于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扩展资料
诺贝尔奖(以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命名的奖项)
诺贝尔奖(The Nobel Prize),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在1895年创立的。在世界范围内,诺贝尔奖通常被认为是所颁奖的领域内最重要的奖项。
诺贝尔奖最初分设物理(Physics)、化学(Chemistry)、生理学或医学(Physiology or Medicine)、文学(Literature)、和平(Peace)等五个奖项,于1901年首次颁发。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捐出大额资金给诺贝尔基金,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该奖于1969年首次颁发,人们习惯上称这个额外的奖项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以“诺贝尔奖基金会”每年的利息或投资收益授予世界上在这六个领域对人类做出最重大贡献的人。 截止至2018年,诺贝尔奖共授予了904位个人和24个团体,这其中4位个人以及1个团体(联合国难民署)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个团体(红十字会)曾三次获得诺贝尔奖,故总计908次授予个人、27次授予团体。 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
参考资料-诺贝尔奖
纳丁·戈迪默的写作特点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著、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著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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