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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李斯与秦帝国讲的是什么？
• 2、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谋士都有谁
• 3、想起来两千多年前，秦帝国的丞相李斯被腰斩前回头对他的一个儿子说的：“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
• 4、大秦赋李斯为什么抱着羊羔？
• 5、中国人到底能买多少黄金

李斯与秦帝国讲的是什么？

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 基本资料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 生平经历 李斯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赵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 个人功绩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个人结果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四族。 编辑本段不甘寂寞 赴秦施才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厕所见到老鼠吃人粪，一见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吓跑了。后来，他在仓库里看到老鼠很自在的偷吃粮食，也没有人去管。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应该象在粮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编辑本段策灭六国 书谏逐客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秦王还听取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对于六国，他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这时，即将被杀的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让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当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之后，对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修好渠却“为秦建万代之功”。秦王觉得郑国的话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领导修完水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这一次反复，秦国仍旧坚持招揽和重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客卿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王崎、茅焦、尉缭、王翦、李斯、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编辑本段推行郡县 制定标准简述资料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象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一统，应实行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小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奴隶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杀韩非、焚书、坑儒）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编辑本段二世帮凶 腰斩灭族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朝建立以后，由于秦始皇对广大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武装斗争形式外，广大人民还以歌谣的形式咒骂秦始皇，如说：“阿房阿房，亡始皇”等。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地主阶级也很担心。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其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尽管秦始皇到各处巡行，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然而反抗还是不断发生，如有人拦截皇家使者，有人公开咒骂秦始皇：“今年祖龙(秦始皇)死。”所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决定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中车府令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丁，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面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我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厉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谋士都有谁

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

Top1 韬略鼻祖、兵家之宗——吕尚（姜子牙）

【人物简介】姜子牙(公元前1156__公元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汉族，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辅佐文王，与谋“翦商”。后辅佐周武王灭商。

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主要功绩】姜子牙在世的年代，正是殷商走向衰亡、地处商朝西的一个属国周逐渐上升的时期。姜子牙听说周伯姬昌施行仁政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大得人心便很想为兴周灭商一展雄才大略而此时姬昌也正在为治国兴邦而广揽人才于是姜太公便下定决心，离开了商朝，不辞劳苦，来到了周的领地渭水之滨，终日以钓鱼为生，其实是在观察世态的变化，寻找大展宏图的机会。据说，姜子牙钓鱼用的是直钓，鱼当然钓不上来，所以才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说法。

姜子牙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勤学苦读，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可谓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学识渊博。尤其对历史和时势的研究更是驾轻就熟如今当了姬昌的太师可以说是厚积薄发运筹而游刃有余对内他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用公田，只缴纳九分之一租税的低税制度；给大大小小的官吏“分地”，作为官吏的奉禄，而且子孙可以承袭等。这样，就调动了农人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官吏们自觉地搞好本人分地生产的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有朝一日兴兵伐纣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对外，姜子牙协助姬昌实行光养晦薄秃孤立瓦解的政策对商王他表面上表现得谦和恭顺一心事殷使商王误以为周是最可靠的属国姬昌是位忠心的伯而在暗中却采取种种手段，拉拢争取殷商王朝的其他属国使殷商越来越孤立结果许多诸侯国和部落陆陆续续地弃殷而投周，到了后来，殷商虽名为天子，而真正附属于他的属国、部落却连三分之一都不足了。这样，就又为最后消灭纣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可惜的是，姬昌未能实现灭纣的愿望，便撒手归西了。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姬昌死后被追封为周文王）。姬发继位亦继志继续为兴周灭商而努力他拜姜子牙为国师并号称为师尚父姜子牙也不改初衷，继续全力辅佐姬发以图大业。武王姬发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的政治更加清明，背叛殷商而依附周室外的人越来越多，出师伐纣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时周朝已羽翼丰满国势日隆而殷商王朝已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特别是殷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内忠臣良将被杀的被杀被囚的被囚外逃的外逃降周的降周姜子牙审时度势，认为伐纣的时机已到便亲任主帅统领大军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直取商都。经过牧野一战，大败商军，迫使商纣王连夜出逃，与妃子妲已投火自焚于鹿台。中国历史上的殷商王朝至此也便宣告灭亡了，姜子牙终于完成了扶周灭商的宏图大业。

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建有殊功，武王姬发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地，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子牙励精图治，终将齐国治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中的强国之一而由于姜太公的雄才伟略更被后人称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司马迁就曾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

Top2 春秋第一霸的主谋者——管仲

【人物简介】管仲（公元前723－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东周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哲学家，周穆王的后代。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后人将其著作收编成书，名为《管子》共24卷，85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主要功绩】管仲出身于破落名门之后。青年时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显赫辉煌一时的家族史的影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具有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境的贫困，谋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乱世的纷争，时局的动荡，锻炼、铸就了管仲明察世态、洞悉时局的能力。他为了实现功名显于天下的志向，学先贤、习武艺、交友共勉、调查实践，多方吸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其后来能成为治齐贤相、称霸诸侯、建立伟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早期的个人奋斗是不顺的：经商赔本、做官被逐、打仗败北、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但是这些磨难正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练了他的意志，积累了他的处世经验，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质，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抓住机遇，一举功成。

管仲从阶下死囚犯一跃而为齐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鲍叔牙的推荐。当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荐管仲：“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我能胜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气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犹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儿子，不能不用他们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书篇名。）然而到后来管仲与齐桓公临终论相的时候却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推荐了隰朋，这同样是体现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可见，被世人称颂的管鲍之交是建立在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共同志向基础上的友谊。

齐桓公弃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为相，管仲报知遇之恩，辅佐齐桓公图霸，真乃贤相遇明君，明君逢贤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凭借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赢得了齐桓公的重用，先拜为相，又拜为“仲父”，几近言听计从，使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知人善任，举荐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他改革内政，稳定了齐国的社会秩序；他发展经济的富民政策，使齐国国力大增，民富国强；他修治甲兵，壮大了军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扩大了齐国的政治影响；他礼法并用，确立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近40年，把一个原来“地舄卤、人民寡”的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功高当世，影响深远。

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齐国朝野上下的悲痛，人们把他安葬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为他树立了高大的石碑，永远纪念他对后世的功德。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现在。

Top3 奇谋成霸业、经商成巨富——范蠡

【人物简介】范蠡（lǐ），字少伯，汉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二十余年。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肥城湖屯镇陶山，幽栖寺本名“陶公幽栖寺”，俗称西幽寺，始建于宋代，紧邻范蠡墓。）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乃中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主要功绩】范蠡出身卑寒，但其年少时便显露才华，无所不精，可惜在当时政治混乱的楚国不为世人所赏识。在吴国与越国连年征战之时，范蠡把目光瞄准了越国的勾践。在夫椒之战，勾践战败，率残兵败将约5000逃入会稽山。此时，时年25岁的范蠡趁机说服当时为宛令的好友文种一起投奔了穷途末路的勾践。可惜在17年之后范蠡42岁时勾践才识其才，一起重用了范蠡与文种，并听取范蠡的建议，到吴国为奴，乞吴存越，以图转机。于是，在范蠡的陪伴下，与勾践夫妇“屈身以事吴王”三年，力尽艰辛。归国后，范蠡与文种一起拟定灭吴“九术”，建议“十年生聚”，最后灭掉了吴国。为了表彰范蠡灭吴的功绩，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在辅助勾践的过程中，知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便修书辞职，与家人及弟子“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知趣离开越国之前，写信告诫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后文种被人巫告作乱，勾践赐剑，被迫自杀，果然像范蠡所言。

范蠡向勾践辞官后，隐名埋姓在齐国从商，自谓“鸱夷子皮”。范蠡父子及其弟子致富能力实在令人惊奇，又得到齐国人垂青，聘为相。在齐国做相不久，范蠡又挂相印而去，并把他的财产分给了亲朋好友及邻居们，携带家人及弟子到了一个名叫“陶”的地方，继续置产从商，过了不久，“则致赀累巨万”，可见范蠡的经商才华实在高超，于是被人称为“陶朱公”。

Top4 计关秦王朝兴衰成败——李斯

【人物简介】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千古一相。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李斯贡献巨大，但是害死了韩非，后被赵高所害。

【主要功绩】李斯生于战国末年，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李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李斯学完之后，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后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一、富有远见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

一是上《谏逐客书》，为秦留住了大量人才。李斯写了他那篇传世名作《谏逐客书》：“……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一语中矢，道出逐客之误，等于是把武器借给了敌寇，把粮食送给了盗贼，减少自己的人民来增加敌人的力量。逢此历史转折的关健，其蕴含的深刻政治意义，为秦以后统一六国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二是在军事战略上，李斯进一步推动并深化了吕不韦等人的“武力统一论”。他早在吕不韦舍下“任以为郎”时，就向秦王阐明了自己的战略主张：“……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遂又向秦王献策“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加剧了各国的内部矛盾，为加速统一步伐的进程做了良好的铺垫。

在统一策略上，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尉缭曾向秦王提出过：“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的计策，并被秦王采纳。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策略虽为尉缭所出，秦王采用，实则“李斯方主持国政，一切决大疑、辨大难，皆须斯从中参赞擘划，方能成为国事，因此……以明兹事之实行，全系斯用事之力。”至于顿弱的“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云云（《战国策。秦策四》）；也与李斯的支持有着莫大关系。

三是在秦王朝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之后，为使帝国版图得以拓宽“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在他的出谋划策下，历三载而定百越。但对于秦始皇“务战不休，欲攻匈奴”的军事方针，李斯出于“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的实际考虑，是否认“轻兵深入”的。实事证明，李斯的“备胡利越”之策，在当时是务实之举。其后，在李斯的积极匡扶下，大秦帝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前例的版图。疆域之广袤，东至东海，西到陇西，北至长城，南至南海，人口达两千余万。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当时，也是罕见的世界大国。

二、创立帝业体制，全谋帝业发展

秦统一后，先是在李斯等人的建议下，奉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秦始皇改“泰皇”为皇帝）确定了帝制。为了秦王朝的万世基业，李斯又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高瞻远瞩，驳斥了以王绾为首诸大臣的师古“分封”之说。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的看法是荒谬的。一针见血的指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相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置诸侯不便。”由始废除分封，确立了“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的郡县制。随后，为全面巩固帝业体制，保障社会稳定“使后无战攻之患”，李斯建议“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于宫中。”并全力协助秦始皇“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进一步推行了“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的重农政策。以新兴的“土地私有制”，改革了奴隶社会的旧礼制，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

限于战国之乱，秦统伊始，钱币异常混乱。为了巩固政权，李斯奏请秦始皇废除诸币。规定币分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诸如其它“珠、玉、龟、贝、银、锡”之旧币，仅为“器饰宝藏”所用，不得为币。经过货币的统一和流通，有力增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对全国各民族的融合起了很大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为了在全国建立统一的赋税标准，便于官吏的俸禄制度管理，更有效的防禁官场上的寻私舞弊，李斯拟议并主持了度量衡的统一完善工作。取秦为准，余者尽废。紧接着李斯还建议秦始皇兴修水利，车涂同轨，在全国范围内修筑起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的大规模驰道工程。被后人认为“是现代高速公路的先驱，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伟大创举。”

三、彪炳千古的“李斯文化”

一是《谏逐客书》的文学价值及社会意义。李斯的《谏逐客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借鉴意义。时至今日，仍脍炙人口，广为传诵。“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惜用人才论”，既为哲理，又是真理。对后世社会如何全方位的引入、留住和促进人才，都有着深刻的涵盖性。

二、书同文字，举创小篆的先河人物。秦始皇初兼天下，和贷币、度量衡一样，当时以大篆为范畴的文字亦甚繁乱。李斯倡议，首创并主持的文字统一工作，史称“书同文字”，故小篆又名“秦篆”。小篆的问世，意义极为深远。它以一种简单化、定型化、省略和改换偏旁的新格局，为“方块字”的形成奠定基础。

四、功逾其过，“千古一相”永耀青史

应当承认，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说起李斯之过，不外有四：一、妒嫉同窗，陷杀韩非；二、惑主焚书，首导浩劫；三、贪居爵禄，废嫡立庶；四、邀媚取宠，上《论督责书》。针对其一，凡阅史人皆知，韩非入秦“实为弱秦”，“因其与李斯、姚贾之计划，针锋相对，故斯、贾不得已而共请杀之。此事关系秦之统一事业，至为巨大，非寻常嫉贤害能者可比。其二之焚书，也重在禁，而不在焚，是在“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的前提下，才对儒家”复古分封“采取的打击。第三点沙丘之变，一定程度上是因李斯私欲之故，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和历史污点。至于《论督责书》斥其“阿意求容”之说，对李斯未免苟求过甚。

Top5 辅佐刘邦创建西汉王朝的谋略家——张良

【人物简介】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族，颍川城父（今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与韩信、萧何并列为“汉初三杰”。他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被封为留侯。他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汉初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主要功绩】张良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为韩灭秦、拥刘反项、巩固汉室。

【后世评价】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水龙吟》当年博浪金锥，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便论功三杰，封侯万户，都未是平生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张良的评价。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加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Top6 辅佐二主建立蜀汉霸业——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

Top7 唐太宗的治国媒臣——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

Top8建立北宋的第一功臣——赵普

赵普（公元922~公元992），字则平，出生于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先后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洛阳（今河南洛阳）。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士。他15岁随父迁居洛阳，自幼学习吏治，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预谋者、“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三度为相，为一代名臣，从政50年，终年71岁。普智谋多，读书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赵普声名并非显赫，他并不是常出现在前台，而只是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然而，他所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却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

Top9 辅佐朱元璋登上皇位的第一谋士——刘基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明朝开国元勋，汉族，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刘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刘伯温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传奇人物，至今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日韩等地仍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影响力。

Top10 兼仕两朝功劳卓著的谋士——洪承畴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想起来两千多年前，秦帝国的丞相李斯被腰斩前回头对他的一个儿子说的：“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

其实吧，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后悔，比如陈后主，大家都记得他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当皇帝时候的残忍！

大秦赋李斯为什么抱着羊羔？

《大秦赋》的第十三集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李斯抱着一只小羊羔去拜见相邦吕不韦，在被门吏引入府中之后，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先生也都抱着小羊羔等在房间里。李斯看到眼前的人群和他们怀中的羊羔，还说了一句话：“怪不得酒肆的炖羊肉如此之贵，原来全在相府。”

相信很多看过这个片段的朋友都对这个片段记忆犹新，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李斯等人会给李斯送小羊羔呢？难道吕不韦喜欢吃羊肉，所以大家投其所好？其实没这么简单，这里涉及到一个周朝时期的礼仪，即所谓的见面礼。

我们知道，周礼是相当完备的，因为周礼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礼仪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就拿见面礼这件事上，不同的人见面送的礼是不同的。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中记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也就是说在送见面礼的时候，不同等级的人在见面的时候所送的礼物是不一样的，诸侯见面的时候送用兽皮装饰的束帛，而卿大夫见面的时候送的是羊羔，大夫见面的时候送的是大雁，士见面的时候送的野鸡，而庶人则送鸭，从事工商业的人则送鸡。

而卿大夫之间见面之所以选择送羊羔，是因为羊羔具有美好的品德。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记载：“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羔取其群而不党，羔取其贽之不鸣，杀之不号，乳必跪而受之，死义生礼者，此羔羊之德也。”

既然羊羔有这么好的品德，那送了之后自然不能将其直接宰了吃掉，一般的做法应该是将其养大，至于养大之后，吃还是不吃，就端看个人的选择了。

《大秦赋》中李斯等人将羊羔作为见面礼送给相邦吕不韦，看来了对周礼进行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先秦时期的见面礼。

但影视剧毕竟是影视剧，即便是《大秦赋》这样的历史剧，在真正还原历史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就这个见面来说，送羊羔确实能看到剧组是下了功夫的，说明认真研究过了，但李斯等人送给吕不韦羊羔这件事是否真如史籍记载的那样呢？

这里四姑娘先举一个例子，《穆天子传》中记载了一个诸侯选错见面礼的故事，即：

“天子见许男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辞曰：‘去兹羔，用玉帛见。’许男不敢辞，还取束帛加璧。”

也就是说，许国的国君给周天子的见面礼选的是羊羔，这很显然是不对的，应该选择束帛才对，所以周天子直接让祭父去告知许男不能用羊羔做见面礼，而应该选用玉璧和束帛。许男赶紧重新准备了见面礼，献给了周天子。

估计许男是第一次见周天子，激动之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进献什么见面礼，毕竟许国是男爵国，是诸侯国中最低等的，地位很低，还真就可能比不上大国的卿大夫，所以在选择见面礼的时候就慌了，以至于选了卿大夫见面时的礼仪，好在周天子也没有责怪许男，只是让他重新准备了见面礼。

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就是想说《大秦赋》中李斯等人在拜见吕不韦时选择的见面礼也是错的。吕不韦是秦国的相邦，确实是卿大夫，但李斯等人并没有什么职位，顶多算是士这一阶层。

他们是听说吕不韦要招贤纳士来著书，所以才要拜见吕不韦，想要拜在吕不韦门下，做个舍人（其实就是门客），通过舍人脱颖而出，将来才可能爬到大夫和卿大夫的位置上去。

就这样一群人，如何能在拜见吕不韦的时候执羔礼？

况且即便要执羔礼，也不是《大秦赋》中李斯那样随意将羊羔抱在怀中，要知道，执羔礼是周礼中的一个重要的见面礼，真要执羔礼并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先不说见面的礼节很繁琐，就是这个羊羔也是需要好好包装一番的。

《仪礼·士相见礼》中记载：“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如士相见之礼。”

这个被当作见面礼的羊羔要穿上特意为它缝制的衣服（这倒和现在的宠物差不多），然后用绳索将羊羔的四只脚拴起来，怎么拴也是有规定的，当羊羔被装饰和捆绑完之后，就是怎么抱的问题了，在具体的抱中，并不是《大秦赋》中那样的抱法，而是将羊羔横捧在双手上，而且羊头朝左。

这才是标准的执羔礼，如果真像《大秦赋》中李斯那种抱法，肯定会被认为不尊重对方，要是遇到个脾气暴躁的卿大夫，可能都不允许你进门。当然，能做到卿大夫这个级别的，个个都是人精，对于礼仪都是熟练掌握的，不会被抓住把柄。

那很多人可能会问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礼崩乐坏，很多周礼已经不再遵守了，也可能已经消失了，依旧在使用的可能也已经变了，这是事实，但是很多基本的还是存在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的礼仪，即便没有任何官职在身的李斯送给吕不韦羊羔做见面礼是可以的，但他的抱法也是错的，再怎么礼崩乐坏，也不可能随便至斯。

不过，影视剧毕竟是影视剧，没有必要较真，《大秦赋》中李斯执羔礼拜见李斯这一段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进到相府之后还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著名的十二岁就拜为上卿的甘罗，当时甘罗也是准备投入吕不韦门下。

而另一个人就是吕不韦的家宰郑货。郑货说李斯没有什么才能，如果想被引荐给吕不韦，就必须给他一千金。李斯不肯出这钱而离开，后来的事情就反过来了，郑货花一千金才说动李斯搬进了相府中为门客准备的上舍。

从此李斯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开始了他在秦国的事业，最终辅佐嬴政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建立了大秦帝国，而李斯本人也成为秦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即左丞相。

中国人到底能买多少黄金

2013年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数据一经公布，震撼世界。无论这种需求是否跟“中国大妈”抢购黄金一事巧合，然而dama这个拼音已经被国际媒体引用，成为中国大妈的英文单词，堪比kungfu（中国功夫）。那么对于黄金的消费，中国市场是在走向顶部，还是刚刚开始呢？ 对于全球性的消费市场来说，普通家庭终极的、最大的消费项目应该是房子，一旦有了房子，再向上突破的空间就非常有限。游艇、私人飞机、豪车等并不在普通家庭的必须消费清单上，所以买完房子之后，其家庭的较大宗消费开始进入首饰、旅游、吃喝等领域。这一规律不仅符合中国，也符合早已是发达经济体的欧美国家，欧美经济体的富裕阶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大部分家庭确实并未超越房产这一档次的消费，房产依然是所有国家普通家庭的最高一级消费。 中国人目前来看“谈房色变”，但整体的趋势不可逆转，普通家庭拥有的居住面积和房产数量均在不断增加。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至去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33平方米；统计局表示，到2015年即“十二五”末，中国家庭户均拥有住房可能会达到1.08套。已经拥有房产的人越来越多，在消费完房子之后，这些人必将成为其他消费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据中国黄金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达到706.36吨，比2012年上半年增加246.78吨，同比增长53.7%。其中首饰用金383.86吨，同比增长43.6%。 可能你会问，黄金消费跟房子价格比起来，算不了什么，房子怎么可能会影响到黄金消费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个习惯，买了新皮鞋才愿意换新袜子。在中国，房子是各类家庭消费的前提。 对于黄金的消费，中国市场似乎才刚刚起步。看上去一年383.86吨的首饰消费数字较大，但只要细细分析一下，这一数字其实并不能代表中国黄金消费的峰值。去年中国登记结婚的人数约1000万对，如果结婚者每人消费一个重5克的黄金戒指，这一消费量就已达到100吨，如果女方再购买一个15克的黄金项链，就会消费掉150吨的黄金。这还不包括“中国大妈”对黄金市场的抢购。 对于现在的中国市场来说，黄金的消费，不仅存在于新婚市场，也不仅存在于首饰市场。2013年上半年中国市场金条用金达到了278.81吨，同比增长86.5%。在刚刚闹得沸沸扬扬的刘铁男一案中，已查处的刘铁男贪污受贿中就有9公斤的金条。我们绝不可能同意和赞成受贿成为金条的一种销路，就像房子，本来是安居乐业的好东西，但有人把它用来当做贿赂的工具，这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金条作为一种具有储备价值的财富储藏手段，是普通家庭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私有财产自由选择方向。我有一个简单的推断，中国市场，房子之后是黄金。按照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速度，要达到发达国家户均1.1套房的标准已指日可待，房子之后，生活和装饰性需求不可忽略。今年中国黄金市场的大幅消费虽然表面上看得益于国际黄金价格的下跌，实际上是中国家庭对黄金消费的一个大规模原始性释放。 试想，如果同一时间段汽车价格下跌20%，大家会去抢购汽车吗？像汽车这类消费品，中国家庭已经到了普及和核算使用成本的时刻，而对黄金的消费依然是在填补需求空白。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实物黄金消费国，占世界黄金消费量的33%。 中国民众对黄金的追逐反映出什么？ 在当下的中国，民众对黄金的追逐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贵重物品或财富的追逐，而是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对人本身的重视。千百年来，中国民众从未像现在这样爱美，这样自由，这样把自己当回事。黄金之美，跟人的心灵之美等同，当人们爱自己，重视自己的权利和形象的时候，黄金就是最好的点缀物。它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富裕程度，也可以观测一个人受法律、制度、规则尊重的程度。 一些经济学家和股票、债券等市场的专业分析者一般都不看好黄金市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黄金无利息、不生蛋，还要付出保管费等。其实这就像很多成功的男人恋上小三，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不仅不会给男人带来利润，还要花钱养着，更重要是存在风险。但事实是像默多克恋上邓文迪这种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全球每一个角落上演。黄金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欲望，欲望只有满足或不满足，而非应该或不应该，科学或不科学，理智或不理智。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信用资产证券化、契约精神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人们对黄金的欲望已经不再像历史上那样，为其不择手段或头破血淋，人们对黄金的欲望已经改变成了一种顺其自然的消费，靠事业和奋斗才能得到的一种成就感。讨论黄金是否有用已经毫无意义，有什么还能比人类对其恒久的“喜爱”更有说服力呢？！ 也是来自黄金协会的数据，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92.82吨，同比增幅8.94%。但同期中国黄金生产仅192.82吨，黄金缺口达到了513.54吨，黄金供应缺口达到了总消费量的72.7%。这里面需要明白几个点，虽然同比中国黄金产量有所增加，但这些增加值并不代表未来的一种乐观趋势。黄金的勘探、冶炼等需要的周期非常之长，目前形成产能的矿藏一般都是三至五年前完成投产的。 黄金的产量跟房子的产量一样，是比较有限的，而相比较房子的生产供给周期、技术革新、成本控制和空间利用率等来说，黄金的供给比房子还要艰难得多。房子的供需周期最长不过三年，而黄金的供需周期最短都超过三年。南非曾是一个黄金帝国，曾一年生产一千吨黄金，可是到了现在，其产量已经下降至200吨。随着中国对环保要求的提高，人力、电力等成本的飙升，中国看似产量在增加，但相比需求的增加以及产能逐渐抵达巅峰来说，我个人预计黄金供需缺口并不会在五年内发生大的扭转。 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上个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陷入危机，钻石销量大降，当时钻石市场的老大戴比尔斯公司推出了营销创意，将钻石定位为“忠贞爱情的象征”，并在年轻人当中大肆宣传，导致自那时起，全世界的年轻人结婚都要买一个钻戒，代表爱情的永恒。在中国，黄金市场不需要营销，在近代历史上人们生活最贫困的时期，中国年轻人的结婚都是需要买黄金饰品，钱多的一般是三件套（耳坠、项链、戒指），钱少的一般选其中一件。 中国人到底能够购买多少黄金呢，这似乎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预言。市场一般都用人均拥有黄金的克数来测算黄金的需求预期，而我认为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是时间节点，因为需求这个东西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收入、社会文化、国家政策、历史背景、产品价格等。整体来说，就像中国人对房子的消费一样，其实潜力历来都存在，但形成规模消费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按照我“房子之后是黄金”的观点，中国市场对黄金消费的持续至少还要十年，按照保守估计的消费市场年均800吨来算（2013年上半年就消费了706吨），十年需要8000吨。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国市场对黄金的消费量可能会达到8000吨。中国黄金产量如果提升至每年500吨（2013年上半年产金192吨），要生产出8000吨至少需要16年。 其实8000吨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央行一家机构就吃进了1054吨，印度民间黄金储备近两万吨，无论从经济周期还是历史潜力哪一个层面来讲，作为亚洲乃至全球的黄金文化开山之国，中国民众对黄金的消费并不会亚于印度。